前沿：何厝紀事
手記中國
作者：傅寧軍
“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豔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
《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是電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題歌，它傳遍了祖國各地，哺育過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而今，在福建廈門何厝小學的寬闊操場前，還有一塊石碑，上麵刻著一行字：“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發祥地”。
我不隻一次去過何厝。它原先就是閩南一個普通村莊，與其他沿海漁村並沒什麼不同，隻是因為1958年8·23炮擊金門，被賦予了英雄的色彩。
透過歲月的風風雨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炮聲已經遠去，但似乎並沒有消散，它仍在何厝的記憶深處。然而，昔日兩軍對壘的炮戰前沿，如今已是彼此交流的開放前沿，滄海桑田裏飽含著一個民族的喜怒哀樂、情感悲歡……
一、留在火線
何厝地處廈門東南海濱，形成一灣天然的良港，與大小金門遙相呼應。說它是軍事要塞並非誇張，解放軍海岸炮陣地駐守，炮口向左，可以打到大金門，炮口向右，可以打到小金門。不過，它也暴露在對岸的火力延伸的覆蓋之下，大金門的炮打它，小金門的炮也打它，它忍受了彈痕累累的雙倍的壓力。
提到何厝，人們總是會想到炮火中的少先隊員，有一種永遠的“紅領巾情結”。一部電影《英雄小八路》的熱映，使少先隊員組成的“英雄小八路”群體廣為人知。
8·23炮擊金門戰前，整個前沿鄉村群眾疏散，尤其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是後撤的重點。可是，何厝村的禾山第四中心小學（後改為何厝小學）有13個學生沒跟著家人疏散，而是留下來，迎著炮火參加了支前活動。
這一群孩子的名字是：何明全、黃水發、何佳汝、何大年、何亞豬、何錦治、郭勝源、黃友春、何亞美、黃網友、林淑月、黃火星、何星讚。現在想來，這真是一個何等大膽而冒險的舉動啊！他們剛讀完五年級下學期，就要升入六年級了，本來讀書是他們的本分，打仗應該交給大人，他們為什麼要留下來？以當時前沿組織的嚴密，像有些作品所說的“遺漏了這群孩子”顯然不可能，他們為什麼能留下來？
我采訪了何明全，當時這群孩子中年紀最大的一個。他告訴我：1958年夏天，快放暑假了，戰備形勢越來越緊張了。雖然我們還是小學生，看到大人都在忙著支前，也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7月上旬，學校成立了“前線少年支前活動大隊”，任務就是組織大家參加支前工作。成立大會上，校長宣布我任大隊長，黃水發同學任副大隊長，何佳汝同學任組織委員，吳潮注老師任輔導員。我代表大家上台，從校長手中接過了鮮紅的隊旗，心情特別地激動！
何明全說，孩子做事帶有孩子氣，絕對的真誠。有一天，老師告訴我，解放軍叔叔要到學校找個教室開會，通知學生打掃教室。我和同學們商量，能不能為解放軍叔叔多做些什麼。商量的結果，是用勤工儉學所得的錢，買些香煙和糖果。大家分頭行動，我和水發、勝源、友春等同學掃地擦桌子，大年、阿豬同學買煙和糖果，佳汝、錦治、網友和淑月等同學燒開水。沒想到，最難的就是燒水了。到外麵拾來的柴禾被雨水淋得透濕，點了又熄，熄了又點，熏得眼淚直流，咳嗽不止。她們還是興高采烈地把水燒好了，又從村裏借來一個大水桶，把鍋裏的開水舀到水桶裏。
何明和同學一切準備就緒，卻不見解放軍叔叔來開會。聽說部隊接到緊急通知，繼續修築工事，會議改期了。慰問解放軍的心意沒表達，怎麼辦？解放軍不來，我們送去！於是，力氣大的同學用扁擔挑開水桶，其他同學捧著一摞一摞碗，抱著一袋一袋糖果和香煙，一起往陣地上奔。到了陣地扯開嗓子喊，叔叔吃糖，叔叔喝水，叔叔抽煙！戰士們很感動，更起勁地舞動手中的鐵鎬和鐵鍬。何明全去找部隊首長，請求戰士們歇會兒，吃些東西。首長答應了。解放軍戰士不得不“服從我們的命令”，孩子們別提多開心了。往後，他們經常燒開水燒地瓜湯，往陣地上送，慰問解放軍。
8·23炮戰日益臨近的時候，福建沿海老百姓雖然不知道高層決策，卻能隨處感受到戰爭一觸即發的危機狀態。孩子們得知，學校要撤離了。廈門沿海一帶開始動員老人、小孩後撤，轉移到炮火射程之外的地方。他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和大人一起後撤，怎麼能做支前工作呢？何明全和大年、阿豬、水發、佳汝一通氣，大家說，我們要留在前線。何明全找到班主任黃老師，報告了堅決留下的決心。黃老師做班主任一年多了，很理解這群孩子的心情，他說這是個大事，要向校領導彙報一下。
誰也不敢擅自同意小學生留在前線吧。我采訪時任何厝鄉黨總支書記何江萍，他也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學校很慎重，班主任傳達了這些孩子的申請，學校向鄉領導彙報，鄉裏又向禾山區委報告，一直報告到廈門市委。請示兩三天才答複，要求有人管。我們商量，學校派老師留下來，生活上的事交給“十姐妹”，也就是當時很出名的“前沿十姐妹”。讓這10個支前的女民兵，照顧孩子們的吃和住。
何佳汝，當年隻有14歲，是一個純真的小女生，也是最堅決地要求不撤的少先隊員。她記得校長的叮囑：“全校同學基本上都要撤離，六年級同學下學期要上中學，隻留下你們五年級13個同學，記住，你們要學習、支前兩不誤。”
當年，留下來的孩子參加8·23炮戰，何佳汝不止一次接受記者采訪，報紙上登出了他們與家人分別的故事：那天晚上大家在學校門口看電影。突然廣播響了，要求鄉親們乘大卡車轉移到集美後溪。何佳汝和約好的同學馬上躲起來，家長找不到隻好上車了，何佳汝他們很慶幸，帶著參加戰鬥的豪情留在前沿陣地上，和大人一起投入支前工作。這5個女孩和8個男孩，日後被譽為“英雄小八路”。
何明全，那年已經16歲，是這一幫孩子中的大哥哥。何明全家境貧寒，上有姐姐，下有弟弟，該上學了父母交不起學費，全家隻同意讓弟弟上學。直到11歲那年，他再三懇求父母，表示放了學就幹家務，理解他的姐姐也為他求情，他才能背起書包上學。同年齡孩子都上三年級了，他初讀一年級，個頭比同班同學高一截。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使他懂得珍惜，也比其他孩子懂事。老師看中何明全這一點，一年級開學，就宣布他當班長，成了老師的好幫手，這也是後來他當大隊長的緣故。
學校同意他們留下的那天中午，何明全回到家。母親還沒煮飯，正在往鍋裏下水，看到他就說，快來燒火，我還要削地瓜、淘米。何明全坐在灶口旁，把一把幹柴點燃，塞進灶裏燃燒起來。一會兒母親來到灶邊，把洗好的地瓜一塊一塊切進鍋，然後把淘好的米也一同放進去。他開口對母親說，阿母，我想和大年、佳汝、亞豬等同學一起留下來，不到後方去。母親沉吟片刻，抬起頭看看兒子，關切地說，你們幾個同學，要互相照顧，不要淘氣啊。他點點頭，很高興母親沒有阻攔他。
月亮透過窗戶灑在床前，何明全寫完作業，脫下衣服躺到床上，就要迷迷糊糊入睡了，卻感覺母親坐到了他的身邊。母親是個勤勞的農村婦女，平時感情一向不外露，何明全早就習慣了母親那風風火火的個性。隻是這個晚上很奇怪，母親沒說什麼，卻像是有話要說。兒子願意的事，母親不攔他，隻是把他摟在懷裏……
若幹年後，當何佳汝長大成人，為人妻，為人母，自己的母親去世了，她對於那晚與母親不辭而別的唐突，感到了深深的愧疚。畢竟那時她年紀太小了，知道父母最疼愛自己，要是明說留在前方，大人死活不會同意的。而她從沒有站在母親的角度，體味找不到女兒的滋味，她的耳畔時常響起母親喊她的聲音。
何佳汝說，我們幾個小孩私下商量，要偷偷留下來和民兵一起支援前線，這個偷偷就是跟家裏保密。8月下旬那天晚上，村裏在學校門口放映電影《邊寨烽火》，突然廣播喇叭傳來緊急通知，所有村民務必在當晚12點之前轉移到後方。頓時，整個放映場驚叫聲、腳步聲、呼兒喚女聲混成一片。我們幾個小孩趕緊分開行動，女孩子躲在老師的辦公桌底下，男孩子爬上大樹，藏在茂密的樹葉叢裏。
何佳汝說，一陣騷亂之後，我正想出去看個究竟，就聽見幾個媽媽拉長嗓音，叫喚我們這幾個孩子的名字。我很清楚地聽出，母親帶著哭腔聲嘶力竭地喊著：“嬰仔啊，你在哪裏呀？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你媽可怎麼活呀！”
何佳汝咬緊牙，閉上眼，用雙手捂住耳朵，不敢聽母親的聲音。過了一會兒，巨大的汽車馬達聲，就把幾位母親的喊叫淹沒了。午夜過後，村子沉寂下來，偶爾幾聲狗叫。我和幾個孩子擠在一起，度過了平生第一次離開母親的夜晚。
第二天，他們幾個孩子就尾隨女民兵來到前沿陣地。開始幾天，覺得這種軍事化生活還挺有趣味的。可是下旬的炮聲一響，平靜而又單純的生活就被打碎了。那炮聲震耳欲聾，像要把人撕裂了似的。第一次經曆這樣的情景，何佳汝感到心驚肉跳。特別是在晚上，一陣陣的炮彈排山倒海般傾瀉之後，山上就死一般靜寂，貓頭鷹發出淒涼而又恐怖的啼鳴，讓人毛骨悚然，久久不敢入睡。這時候，緊張、孤獨、寂寞之感一齊襲上心頭，他們這才體會到離開母親的安撫是一種什麼滋味。
何佳汝開始思念母親，有幾回夢見母親冒著炮火，來到山洞裏給女兒蓋被子，為女兒擦去眼角的淚花。她似乎回到孩提時代，聽見母親親切地叫她小名，輕輕拍著她的背講“虎姑婆”的民間童話，猛然醒來，眼淚就款款地往下掉。
幾日之後，何佳汝逐漸習慣了在炮火紛飛下學習、生活、工作。他們白天到陣地上幫助解放軍洗衣服、擦炮彈、查電線、修公路，晚上和民兵住在山洞裏。何佳汝畢竟是一個小女孩，對母親的思念與日俱增。有一天，她聽說一位民兵叔叔到後方辦事，趕快拿了張煙殼紙寫幾個字，告訴母親我很平安，請她放心。她把信托付給那位叔叔，再三交代一定親手交給她母親。那位叔叔走了，她的心也跟著飛去了。
何佳汝說，那一天，我一邊幫解放軍洗衣服，一邊伸長脖子張望，巴望那位叔叔立刻出現在我的眼前。傍晚民兵叔叔回來了，我緊快拉住他的手，像打機關槍似地問：見著我母親了嗎？信交給她了嗎？我母親好嗎……民兵叔叔從黃布挎包裏拿出一個小紙包遞給我。我打開一看，裏麵全是零鈔票，一共是一元五角。紙條上有歪歪扭扭幾行小字：“嬰仔，你平安，媽也就放心了。你懂得愛國愛家鄉，媽理解你支持你，那裏很危險，你要多保重。這些錢是我和你的幾個姑媽湊的，你省著用……”
何佳汝呆住了。沒想到家境那麼困難，母親竟給她帶來了這麼多錢，那時一元五角錢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她更沒想到，一個淳樸善良的農村婦女，一句責怪女兒的話也沒有，有的隻是對女兒的理解與寬慰。她緊緊地握住手中的信和錢，兩眼出神地望著母親居住的方向，許久許久，眼淚又一次模糊了視線。
然而，說到白天在陣地如何支前，何佳汝又顯出了女中豪傑的本色。那些冒著炮火的往事，使我們能看到這一幫孩子的勇敢無畏。
何佳汝退休前在何厝小學當教師。有一次，部隊一位姓陳的政委領著老同誌來何厝“英雄小八路”紀念館參觀，何佳汝擔任了解說。一見麵，何佳汝就覺得他好麵熟，說陳政委，你沒有變。陳政委說，你怎麼認識我。何佳汝指著當年的黑白照片，講述她和同學在陣地上做的事情。陳政委恍然大悟，你就是那個小女孩啊，擦炮彈，給我們送水、送飯、洗衣服。何佳汝說是我啊。陳政委激動地把何佳汝介紹給其他老同誌，讓何佳汝給大家把所有當年“英雄小八路”的照片都講一遍給他們聽。
何佳汝講到一部電話機。炮戰最激烈的那些天，民兵連的電話機原來放在學校，房子被炸塌了，就移到了防炮洞。何佳汝他們負責守電話。指揮所來電話說，通往江山炮陣地的公路，被敵人炸塌了，趕緊派二連民兵搶修。按當時通話的習慣，原話是前麵加兩句呼號：二連民兵請注意，二連民兵請注意！何佳汝回話：二連民兵聽到，二連民兵聽到！也是複述兩遍，她馬上把記錄送給民兵連領導。
陳政委一聽，拍拍何佳汝的肩膀，哦，對對，是這樣的情況。
1959年，孩子們小學六年級畢業，升入廈門三中初中部就讀。1960年，三中輔導員王添成以他們為原型撰寫了話劇劇本。上海作家陳耘將其改編為電影劇本。1960年10月，上海電影製片廠據此拍攝了電影《英雄小八路》。
我在何厝采訪，常會談及《英雄小八路》的故事情節，尤其片中最震憾的鏡頭：通向陣地的電話線炸斷了，電話兵負傷了，拉拽斷線也不能連接，孩子們勇敢地手牽手，讓電流從身體通過，炮陣地的火陣砸向對岸……
“英雄小八路”真的手拉手接過電線嗎？
何明全說，炮戰前的一天，下午放學了，解放軍電話兵正在學校旁邊訓練。有的背著一大捆電話線，有的拿著鉗子，一會兒放線，一會兒收線，一會兒把電話線剪掉，一會兒再接。何亞豬、何大年、郭勝源、何星讚看得入神，對他們說，叔叔，教教我們吧。電話兵看他們背著書包，說你們還小，等長大了學。何亞豬等同學盯著不放，說我們不小了，讓我們學吧，說不定能幫你們查線呢。電話兵班長鬆口了，好，我們教，你們要好好學呀。何亞豬他們拍著手，大聲地說好。班長又說：這些天下午我們都在這裏訓練，你們放學後再來。第二天，四個同學遵守“軍令”準時到達了，電話兵被他們拜師的誠意所打動，也就手把手地教他們，這幾個小學徒很快掌握了接線技術。
學接電線學得最快的，是何亞豬。何亞豬後來也改名為何亞朱，但老同學還覺得叫他原來的名字親切。乍一聽，以豬入名似乎有點不太雅，不過這可是閩南一帶生兒育女的風俗。小孩子呱呱落地時瘦弱多病，父母將豬、狗、貓、牛等等加入他們的名字，就希望兒女像這些生命力頑強的生靈，不驕氣，好養活。
當年，何亞豬是13個孩子中點子最多的活躍分子，他成天樂嗬嗬的，似乎沒什麼憂愁，會作鬼臉也會帶笑臉，他跑到哪裏，就把歌聲帶到哪裏，就把歡樂帶到哪裏。戰士們都以逗他玩為趣事，親切地叫他“小阿豬”。最累時候，無論是修公路，還是搬彈藥，別人氣喘籲籲，說話都不順，還在唱歌的，準是何亞豬。
何佳汝說，炮彈還在頭頂上尖嘯，轟轟隆隆的爆炸此起彼落，我們幾個同學想到電話線關係到戰鬥的勝利，就唧唧喳喳地議論，炮打得這麼凶，那些拖在地上、拉在草叢、掛在溝壁的電話線，會不會被彈片炸斷？從指揮部到炮陣地，這麼長的線路，電話兵叔叔查得過來嗎？何亞豬眨巴眨巴眼睛，一個點子冒出來，我們沿著線路查查看吧，大家一聽都覺得有道理。何亞豬和何大年，這兩個懂接線技術的男孩，帶著一幫小夥伴，從一條壕溝又一條壕溝，仔細地扒拉著查看著，一雙雙小眼睛瞪得溜圓。
天氣炎熱，汗流浹背，細長的電話線彎彎曲曲，讓孩子們時常看花了眼。還是何亞豬眼尖，就在通往指揮所的崎嶇山路上，一個大彈坑的旁邊，有一個電話線的斷頭搭拉下來。發現了“敵情”，孩子們蹲下身子，用雙手去拽線頭，拽也拽不動。再用雙手去扒土，沒想到醬紅的粘土下過雨又暴曬過，堅實得像澆上水泥似的，扒也扒不開。難扒也要扒，不然怎麼接線呢。孩子們使出了最大的力氣，扒扒扒，指甲都脫掉了，也不吭一聲。斷了的兩根線頭扒出來了，查線的電話兵也趕到了。
何佳汝說，我們幾個分成兩個隊，一邊拽住一邊的線頭，把線拉緊了。電話兵叔叔認識我，把接線的工具給何亞豬和何大年用。線頭裸露在外頭，我們都去摸，摸到就麻酥酥的。電話兵叔叔說，沒事，電話的電流量小，不會電死人的。那天我們一幫少先隊員都在，隻不過，何亞豬和何大年他們接的線，是主角。我們在旁邊，是配角。所有的人齊心協力，把電話線接上了，就像考試拿到好成績，非常開心。
何佳汝實話實說，手拉手接電話線，是影片《英雄小八路》裏的藝術加工，也可以說，是藝術家對生活素材的提煉和集中。當事人如實呈現支前的場景，並不誇大其詞，反而更令筆者肅然起敬。之所以叫“英雄小八路”，就是記述戰火中不怕流血犧牲的奮鬥精神吧。雖然《英雄小八路》用藝術的真實概括了生活的真實，但它反映孩子們當年參戰的那股子勁頭，卻絕對不摻水份，無愧於英雄的曆史真實。
二、轉折關頭
1979年元旦的何厝，似乎與往常並沒有什麼不同。一大早喇叭裏傳送對金門廣播的聲音，飄出了何厝的海灣，朝向正前方的大海，大海那邊就是小金門。何厝人習以為常了，自從炮戰進入馬拉鬆的階段，一到過年過節，新華社就會發一條簡短的新聞，宣布一下對金門炮擊暫停，福建沿海的老百姓都知道。
但這一天的廣播內容，其實與往常根本不同。這一個元旦的意義深遠，就在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廈門前線部隊接到國防部的命令，停止對大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並通過前線廣播將此命令公布。
這一天，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其中，就包括與何厝有關的人們。
陳菲菲，應該算何厝的一個“特殊村民”。
因為8·23炮擊金門的最激烈的時刻，她所堅守的福建前線對金門廣播站，嚴格說是其中的一個廣播組，就設在何厝的香山。
我在何厝采訪時，聽何明全、何佳汝等“英雄小八路”說起當時功力強大的廣播喇叭。彌漫在何厝海灣的硝煙還未消散，滾滾波濤上就回蕩起陳菲菲的甜美聲音，炮陣地上也能聽到：“國民黨軍官兵弟兄們，金門同胞們……”
那是和平與戰爭並存的五十年代，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除了一場連綿不絕的炮戰，還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宣傳戰。雙方在空飄海漂宣傳品的同時，不約而同地增設了“對敵廣播”，想方設法把自己的聲音放大。何厝因為距離小金門最近，是福建前線最西端的炮陣地，也安放了一個最重要的廣播組。
前線廣播的播音員肩負重任，人才難覓，允許從部隊中層層挑選，不過條件非常苛刻，既要會普通話、閩南話，還要聲音好聽。
1955年，駐廈門某部文工團團員陳菲菲，一個愛說愛笑的不足20歲的青春女孩，被組織上考察選中，派到前線從事有線廣播喊話。到何厝香山廣播組報到的時候，陳菲菲隻知道，部隊需要一個會講閩南話的女播音員。她沒想到，從此不可能在舞台上施展才華了，等待她的是一個非常艱苦而又非常特殊的工作崗位。
陳菲菲說，我當上播音員，沒派到哪裏學習，去了就叫我播廣播稿，領導在現場聽，說哪裏可以，哪裏不行，一個關鍵的要求，把播音速度放慢，再放慢。略有播音常識的人都知道，廣播電台的正常播音語速每分鍾200個字，而我們的語速每分鍾120個字到130個字。為什麼要播那麼慢呢？因為我們是隔海有線廣播，就是隔了一個大海啊，最近距離1800米，最遠4000米，我們要保證每一個字都送到對岸。當然，還有一個前提，最好是順風，而且在三級風以下，風平浪靜就更理想了。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雖說沒有麵對麵的搏殺，敵我雙方仍把宣傳戰看做最直接的戰鬥。陳菲菲在何厝對金門“喊話”，通常白天休息，晚上工作，隻要是三級風以下，就趕緊坐到播音台前。如果天氣好，有時候一整個晚上都在不停地念稿子，對著金門“喊”。在炮火底下堅持播音，而且生活上也很苦。
1958年8·23炮戰中，雙方設在最前沿的廣播站都是重點打擊目標。對於陳菲菲來說，這是一生中最艱苦也危險的時期。因為何厝廣播效果很好，金門視為眼中釘，時常有炮彈打過來，使她在無情的炮火中度過了青春年華。
陳菲菲說，除了危險，還有艱苦，尤其一個女孩子，有說不出的麻煩。那時何厝香山還是挺荒僻的，尤其是上廁所，說一句不好聽的，要從小山頭跑到山腳下麵去，那要到晚上，就很麻煩了，黑乎乎的有時候很害怕。睡覺也睡不好，我睡覺的屋子裏麵就是播音間，有時候輪到男同誌播音，我就沒辦法在裏麵睡覺，太吵了，可是又不能走開，下麵就輪到我值班了，就隻好跑到男同誌住的屋裏，他們睡的是雙層的床鋪，我看看哪個人值班不在，就在他的床上躺一會兒，和衣休息一下。
陳菲菲從來沒有像炮戰中那樣，意識到死神就在身邊。有一次，炮聲轟轟隆隆沒停歇，陣地上的電纜線突然斷了，廣播組的5個同誌一起去搶修。他們忙完了返回廣播室的工事，剛剛進了門，一發炮彈就落到了他們回來的路上，當時大家都驚叫了一下，說太危險了，就差了幾分鍾，不然全組的同誌都報銷了！
在海峽兩岸這場持續了近20年的武裝對峙中，回蕩在海峽上空的隻有兩種聲音，一種是炮聲，另一種就是大喇叭的廣播聲。
那個炮戰打打停停的年代，兩岸的擴音喇叭的隔岸“爭吵”，實際上成了雙方一種“對話”方式。國共的政治立場針鋒相對，廣播的內容也有各自的觀點，但語調逐漸都講究親切自然。8·23炮戰後期，國共在反對“台獨”的共同點上，達成了某種維妙的默契，內容表達也再不咄咄逼人。如果碰到天氣不好，感覺可能要下雨了，對金門廣播站還會喊：“蔣軍官兵們，要下雨啦，大家快收被子吧。”
政策既出，執行無誤。福建前線開炮前，對金門廣播組站一遍遍地廣播：“我們炮打的不是村莊，不打民房設備，隻打空地，打海灘……”解放軍指揮官通過望遠鏡，認定原本在施工的國民黨士兵四散了，方下令發炮。
筆者碰到過金門的退休老兵，談起這一段就說：“你們大陸的廣播我們聽得很清楚啊，你們很守信用，說不打就不打啦。”
當陳菲菲人到中年時，她每天的工作依然是對金門廣播。直到1979年元旦的清晨，她拿到了一份《告台灣同胞書》，敏銳地感到，此前一直承擔的攻心策反的宣傳主題，顯然也將轉變了。身為播音組組長的陳菲菲，和其他播音員一起研究，從“一定要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祖國”，必須理解中央對台方針政策的深刻變化，以對親人、對兄弟、對同胞的心態播音，用心投入感情。在稱呼上，加了一個“親愛的”：“親愛的國民黨官兵弟兄們”，“親愛的金門同胞們”，這是她多年播音的轉折點。後來大陸廣播又增加了台灣校園歌曲，《外婆的澎湖灣》《月亮代表我的心》《橄欖樹》……
對金門廣播站於1985年率先停播，隨後金門也停止了對大陸的廣播，“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廣播戰作為“戰地奇觀”畫上了句號。
1987年12月，在播音台前堅守32年的陳菲菲退休了。依依惜別的時候，領導為她準備了一份特殊禮物，那是一張已經泛黃的傳單。
陳菲菲說，我這才知道，炮戰時還有這樣的傳單，至少該有30年了。傳單上寫著繁體字：歡迎毛軍福建前線廣播站的陳菲菲和張韻如女士陣前起義，保證重獎重用。張韻如也是我的同事。這份禮物真的很有意義。
陳菲菲直到退休，都沒有離開過對金門廣播。部隊領導把金門的傳單，送給陳菲菲作為紀念，對她的忠誠是一種肯定和褒獎。
因為8·23炮戰，陳菲菲最難忘的時光，是在何厝的對台廣播站度過的。那些與她“喊話”的金門播音員呢，她記住了五十年代的湯麗珠，七十年代的許冰瑩，也許有一天能相聚，聊一聊，說不定也會成為朋友呢……
又要說到何明全了，何厝“英雄小八路”的孩子頭兒。他初中畢業參軍，複員後當邊防警察，保送廈門大學中文係就讀，先後出任廈門郊區公安局副局長、局長、海防辦主任。1979年，37歲的何明全被任命為郊區對台辦主任。
這天何明全一上班，就有人告訴他，前線公社前村有一位姓林的先生，從台灣回來已經有好幾天了，前村還有他的親屬，可他既不敢出門，也不敢回前村老家，整天躲在廈門市區的一個朋友家中，需要何明全去給他開導開導。
何明全覺得奇怪，這個台灣來客為什麼這麼膽小？再一了解，原來林先生就是前村的村民林某，1960年他和其他兩人一起，從本村的海邊下水偷渡到烈嶼，投靠了台灣國民黨當局，當時這三個人被定性為“投敵分子”。
何明全當過公安局長，要是在過去的年代裏，如果林某被抓獲，肯定撞在槍口上了。時過境遷，如今林某是台灣同胞，回家看望兄弟姐妹，也在情理之中，作為對台辦主任，要接待他和他交談，不能把他推到對立麵上去。想想也是，多一個讚成統一的人，總比多一個反對統一的人強，畢竟兩岸都是同胞兄弟！
何明全和同事趕到林先生所在的朋友家中，林先生一見來了大陸官員，嚇了一跳。何明全和顏悅色地問長問短，林先生這才說了實話：“這幾天不敢出門，就是怕遇上公安局的人，不知道我被抓住會不會被槍斃？”何明全耐心地向講述大陸的對台政策，尤其是《告台灣同胞書》的承諾，告訴他，大陸向來是言必行、行必果，你盡可以放心地回家。何明全開誠布公，有理有據，打消了林先生心中的疑慮。
第二天，林先生與家人取得聯係，光明正大地乘車回到前村，和思念已久的家人團聚了。此後林先生常常往來於海峽兩岸，還現身說法，向周圍的朋友宣傳大陸的對台政策。他對何明全心存感激，把何明全當做了人生知已。
每當何明全回到何厝老家，他都會想起去世多年的母親，想起母親那憂慮而深切的目光……
母親老家在金門，是何明全很少提的親緣。
在何明全的記憶中，母親任勞任怨，如牛負重，手上有做不完的活，是一位樂於助人、勤儉樸實的傳統女性。她那心地善良而又堅韌不拔的性格，教給兒子做個好人的道理。以往當兵或提幹的各類政審表格中，何明全填寫的母親身份，都是何厝農民，從來沒提到過，母親出生在金門。是啊，那是一個絕對不能觸及的禁區，金門是國民黨軍隊所據的島嶼，誰願意跟“敵占區”沾上邊，躲還躲不及呢。
其實，像何明全母親這樣的金門人氏，在何厝並不罕見。廈門的何厝與對岸金門的距離，幾乎能用“雞犬之聲相聞”來形容。何厝村居民有70多戶人家原籍在金門，不要說尋親，承認這親緣都很難。當兩岸的炮彈不再從頭頂飛過，金門人在內的台灣同胞來訪何厝了，與隔絕來往近30年的金門鄉親也有了重逢的期盼。
何明全開始多方打聽母親在金門的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