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增新執政時期新疆的通貨膨脹
曆史哲學
作者：崔誌華
摘要：一般說來，通貨膨脹是指紙幣的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對紙幣的客觀需求量，從而引起紙幣貶值，物價普遍上漲。民國初年，作為新疆財政命脈的協餉斷絕，收支不平衡日益嚴重，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統治者從一己私利出發，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大量發行紙幣，使得紙幣貶值，物價上漲，給人民生活造成了極大地痛苦。文章重點論述了楊增新統治時期，新疆出現通貨膨脹的原因、表現及後果，讓我們對這一時期新疆的財政狀況有更加完整的認識。
關鍵詞：民國、新疆、通貨膨脹
1、通貨膨脹形成的背景
楊增新督新伊始就麵臨著“協餉斷絕”、“財源枯竭”的局麵。人們知道，新疆自清代以來一直是靠協餉過日子的，也就是靠其他各省經濟上的協助來維持統治費用的。新疆每年獲得的協餉數為二百四十萬兩，伊犁塔城部撥專餉尚不在內。[1]新疆財政全賴內省協餉以資維持，其協餉之數，自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起規定，新疆、伊犁、塔城三處共三百三十六萬兩，至前八年（光緒三十年）改為三處共二百九十八萬兩。新疆又須負擔庚子賠款，每年四十萬兩，[2]清政府從每年撥給新疆的協餉中扣除。為調劑金融和彌補開支，藩司王樹枬除千方百計除剔各種稅款外，於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從內地印製銀票一百萬張，每票印明憑票兌紋銀一兩。另外又鑄造一錢和二錢的金元（又曰餉金，用以抵製俄元重價居奇），每錢合紋銀三兩。金幣發行後，多被商人兌去儲存，很少流通，不久就停止鑄造。[3]民國元年，陳前藩司續印二十六萬七千二百兩，增新在藩司任內共印七十三萬兩千八百了，民國二年許前藩司任內共印八十二萬七千兩，黃前財政司自二年四月起共印八期，計四百六十七萬三千兩，[4]共合現行紙幣五百萬兩，而依然庫空如洗，未有分毫的準備金。
民國初年，新疆所麵臨的局勢為外有外蒙入侵，內有哥老會、哈密之亂，軍費支出浩繁，以無米為炊，其中以軍費開支問題最為嚴重。這時，除湘督譚延閩解交新疆銀5萬兩和北京政府“核準年協六十萬元”以外，協餉已基本斷絕。這對於依賴外省協餉的新疆財政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為維持新疆之現狀，應付龐大的支出，不使財政限於破產，唯一辦法就是大量印發紙幣。
華俄道勝銀行在新疆濫發紙幣，侵我主權，操縱貨幣市場，也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從民國二年（1913）起，先後在新疆發行金幣、銀幣、銀元等三種類型的紙幣，總數達800萬至900萬兩。僅伊犁、塔城、喀什噶爾三地，就濫發紙幣達500萬盧布之多。這種“俄票”，代替我國紙幣作為交換手段，充斥市麵，造成新疆紙幣的極端混亂，形成“市民交易，非俄票不行”[5]的局麵。“凡南北兩路城鄉市鎮以及蒙、哈、布（柯爾克孜）遊牧地方，所在皆有此種俄鈔”。[6]由此說明，華俄道勝銀行完全操縱了新疆的金融市場。它用所發行的紙幣來替代我國貨幣繳納糧稅，在金融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2、通貨膨脹的表現
新疆由民國元年到十七年，不僅連年軍事開支巨大，而政務亦支出浩繁，一歲之入，不足供一歲支出。雖然當時楊增新屢電北京政府給予接濟，但遠水難救近火，也無能為力。最後迫使楊增新不得不一切從簡，可是僅從簡也還要支持危局，唯一方法為大印鈔票，做架空之用。楊增新遂另財政廳用帝俄進口的普通白紙，仿照龍票圖案，石印紙幣，發行省票，每張一兩兌換紅錢四百文。後來省票發行太多，逐漸貶值，最後隻值一百文左右。前清的喀票發行額是一百二十萬兩，信用很好，每喀票一兩可兌紋銀九錢左右。省票貶值，與喀票的價格有了差別，楊增新就以行政命令最初規定省票二兩折合喀票一兩。早在民國初年，楊增新就承認：“以新疆的現狀而論，銀根久斷，專恃紙幣為生，兼之紙幣低落，彙兌不通，商賈裹足，物價陡增數倍。”[7]如民國二年分糧價，每小麥一石至多不過值銀五六兩，近來每石已漲至二十餘兩，較前貴四五倍，甚至有紙幣在手無處買糧，坐以待困著長此不已。早在1915年，楊增新就不得不承認：“紙幣價落，百物昂貴，每兩之貨，漲至數兩，商賈居奇，受害者仍在窮民。此項紙幣，十之八九散在民間，無形無跡中，隱然使人民增無窮之負累。”[8]明明知道濫發紙幣“使人民增無窮之負累”，而仍然不放棄這種間接掠奪勞動人民財富的手段，這充分說明了反動的統治階級是怎樣的魚肉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