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海樓教堂的大火一直燒到深夜才漸漸熄滅，鬧了、看了一整天的人群，盡管亢奮異常，歡快異常，到底太疲倦，淩晨之前也漸漸地散開了。
消息傳到京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震驚萬分，主管大臣、三十八歲的皇叔恭王奕訢心中恐懼不已。奕訢這些年辦洋務，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好比江湖上走繩索的賣藝人，步步都須格外的小心謹慎，即便如此，也常常出亂子，招致朝野不少人反對。
奕訢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深知洋人的目標不在中國的江山社稷，而在攫取中國的財富。作為皇室中最重要的成員，奕訢因此對洋人放下心來，至於銀子，那畢竟好商量。基於此，奕訢辦洋務的態度，說得好聽點就是“撫”，說得直爽點就是“媚”。他與洋人保持親密的關係，恪遵與洋人訂立的各項條約，並常常作些讓步，滿足他們貪婪的索取，以求保得相安無事的局麵。同時，奕訢也注意學習洋人的長處，試圖把它用之於中國，使中國徐圖自強。這方麵的想法，他與曾國藩的觀點完全一致，在朝中、在各省也不乏支持者，比如文祥、左宗棠、李鴻章、郭嵩燾、沈葆楨、丁日昌等人，就都是他的追隨者。但奕訢的這番用心，並不能得到天下的諒解。
首先是大學士倭仁就看不慣。這個理學泰鬥一心要維護中國傳統禮教的純潔性和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對奕訢與洋人的拉拉扯扯很覺不順眼。同治五年，當奕訢提出選用科甲官員入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的主張時，倭仁就堅決反對。他抗詞駁斥奕訢的觀點：“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倭仁這麼一帶頭，就有一批所謂忠貞之士激昂慷慨地附和，聲稱如果這樣下去，大清非亡國滅種不可。後雖經慈禧太後支持，事情總算進行下去了，但已鬧得舉國不靖。這還罷了，最令奕訢頭痛的是遍及全國的教案，把他弄得焦頭爛額，舉止無措。而這些教案中，又以與法國天主教的衝突最大。奕訢記得，鹹豐十年的南昌教案、同治元年的衡陽湘潭教案、同治四年七年的酉陽教案等等，都是與法國天主教發生的流血衝突。酉陽教案因打死一個法國傳教士，激起教堂報複，居然死了一百四十五個中國百姓。這場慘案，至今尚未了結，眼下法國的損失比哪次都要大，他們怎會善罷甘休！這場亂子如何結局呢？奕訢不敢想象。他隻得立即給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下令，要他迅速查明事件的原委和後果，並對受影響的外國領事館致以歉意。
消息更使法國和其他幾個在天津駐有本國人員的西方國家震驚，他們紛紛派員前往天津。
崇厚奉命查明，這次事件中，包括豐大業在內，共打死法國人九名、俄國人三名、比利時人二名、英國美國人各一名，另有無名屍十具，燒毀法國教堂一座，毀壞法國領事館一處、育嬰堂一處、洋行一處、英國講書堂四處、美國講書堂二處。法國駐京公使館公使羅淑亞認為蒙受了空前未有的奇恥大辱，他聯合英、美、俄、比利時等六國，向清廷提出嚴重抗議。法國政府停泊在遠東的三艘軍艦也集結於天津、煙台一帶，揚言要把天津化為焦土。剛剛出了一口怨氣的天津士民，頭頂上正壓著一塊沉重的戰爭烏雲。
這塊戰爭烏雲，尤使慈禧、奕訢害怕。在崇厚的“愚民無知，莠民趁勢為亂，地方官失職”的奏折上，慈禧批令嚴厲處治肇事匪徒，將天津地方官員先行交部分別議處，並將派崇厚出使法國賠禮道歉。總理衙門向各國駐京使館發出照會，重申遵守各項條約，保護各國在華利益，嚴懲肇事凶手，公正處理天津事件。
但各國公使，尤其是法國公使對清廷態度的誠意表示懷疑，羅淑亞警告奕訢：法蘭西帝國的艦隊正在升火待發，隨時都可以越過重洋，進入天津。當奕訢把外國人的態度稟報給慈禧時，年輕的西太後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慢慢地說：“得派一個壓得住台麵又顧全大局的重臣前去天津迅速處理，以寬洋人之心。”
“太後的決定英明。”奕訢期望的正是這個決定，他心裏已想好了人選，隻是太後未問，他不便輕易先提出。自從罷去“議政王”頭銜後，他處事謹慎多了。
“六爺。”慈禧客氣地叫了一聲奕訢，“你看派誰去為好呢？”
“臣看曾國藩去比較適宜。”奕訢裝著思考一下後再回答，“不過，曾國藩現正在病假中。”
“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隻得麻煩他了，別人誰去都不濟。況且他是直督，也是他分內的責任。”慈禧說。奕訢的奏對與她的想法不謀而合。
“是的。臣也相信曾國藩一向不畏艱難，以國事為重，是不會推辭的。”奕訢心頭壓著的石頭落了地，仿佛曾國藩一去，戰爭陰雲就會立即被驅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