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冠冕堂皇、義正詞嚴，說得駱秉章啞口無言。停了好一會兒，他才說：“滌生兄，你這番苦心，我可以理解，但別人就不一定能理解。比如林明光，他是通過府試錄取的秀才，劉學台掌管的人，你不和他打招呼，征求他的同意，他能理解嗎？你就不怕他向朝廷告狀嗎？”
曾國藩淡淡一笑：“林明光之事，按理是應該先通知劉學台，由劉學台革掉他的秀才功名後再用刑。但老夫子辦事，籲門兄不是不知道，這個案子到了他手裏，起碼要拖半年，最終還是不了了之。昆老育材有方，國藩深為欽佩。但恕我直言，這安境保民之事，昆老尚欠魄力謀略。況且這案子是一樁會匪大案，與通常秀才犯法不同，當此非常時期，可從權處理。應該說，我殺的不是秀才，而是一個會匪，一個士林敗類。昆老硬要向朝廷告狀，就讓他告去吧，我也無法阻攔。朝廷若怪罪下來，一切責任由我承擔，與中丞無關。”
駱秉章本是大興問罪之師而來，結果竟被曾國藩充足的理由和強硬的態度弄得無言以對，隻得訕訕告辭。
曾國藩想到湖南官場、民間對自己這幾個月來嚴辦匪亂指責如此之多，且其中也免不了有枉殺的人在內，若不先向皇上申明，求得皇上支持，日後有可能成為被人彈劾的口實。他思索幾天，給皇上上了一道《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折》。不久，奏折奉朱批遞回來：“辦理土匪，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欽此。”曾國藩將這道朱批遍示湖南各文武衙門。從此，官場上的公開指責便銷聲匿跡了。
半個月後的一天，康福從平塘鎮辦公事回來，悄悄告訴曾國藩：林明光一案冤情重得很，百姓反應很大。曹克勤受了熊家父子的賄賂，長毛小冊子是熊家栽的贓。熊家借此事將林明光置於死地，是為了報積怨私仇。曾國藩聽後，對林明光的冤情並不太感意外，但對曹克勤受賄卻很憤慨，他生平最恨受賄的官吏。曾國藩交給康福一件任務，要他和彭毓橘、蔣益澧三人秘密查訪委員中的受賄情況和冒功領賞的團丁。
不久，曾國藩借“嚴辦土匪”的聖旨，將審案局中的委員作了大幅度的裁汰，從自己舊日友朋和嶽麓、城南兩書院中，挑選一批廉潔有操守的鄉紳和士子來遞補；又將凡有冒功領賞行為的團丁一律開缺回籍，從荷葉塘募來一批老實的農夫代替。從那以後，他自己對判決之事，態度也審慎些了。
一日，瀏陽縣團練所專程派人來到審案局，說周國虞的征義堂又死灰複燃了，在城外山林裏活動猖獗，縣團對付不了，請省團派人前去鎮壓。巡撫衙門也接到瀏陽縣令的告急文書，駱秉章請曾國藩辦理。
曾國藩吸取林明光一案的教訓，對下邊報來的匪情不敢輕易相信。他帶著李續賓、曾國葆、康福、彭敏橘，喬裝成普通老百姓，親自到瀏陽去，對周國虞和征義堂作一番秘密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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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周國虞乃瀏陽寶塔山下一方大戶，其先祖是南明弘光朝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可法的貼身侍衛周天賜。明亡後，周天賜隱居湖南瀏陽，以反清複明為職誌。由於清朝統治嚴密，周天賜的宏願不得實現，但後代子孫恪遵祖訓，代代不忘反清複明大業。周國虞及其弟國材、國賢從小讀書習武，廣交四方友朋，圖謀大事。一次偶然機會，周國虞結識了天地會首領羅大綱，羅大綱帶著周氏兄弟拜見了天地會大頭領洪大全。於是周氏兄弟參加了天地會，並在瀏陽縣辦起了征義堂，明裏布仁施義，廣結良緣，背地裏發展會眾，鼓吹反清複明，會眾很快發展到數千人，聲勢浩大。後來江忠源帶領楚勇前去鎮壓，周國虞和征義堂的兄弟們退到城外野人山。羅大綱投奔太平軍後，幾次派人相邀，周國虞因為與太平軍的目標不一致，不願參加。前幾天，他們下山想殺掉橫行霸道、強娶人妻的瀏陽縣團練副總張義山，結果沒抓到張，便一把火燒了縣團練所，縣令饒豐平嚇得惶惶不安，遂火急上報省城。
了解這些情況後，曾國藩製定了一個巧取野人山的計謀。通過旅店老板買通征義堂一個小頭目，小頭目帶著李續賓、曾國葆、康福進入了人跡罕至的野人山。李續賓等人化裝成湘鄉縣三合會的頭目，以攜帶十萬兩銀子前來合夥的謊言，騙取了周國虞的信任。這時，王錱奉命帶著八百團勇從長沙趕到瀏陽。王錱、李續賓率領勇丁並挾持張義山打進野人山。在征義堂兄弟們的麵前，王錱宣示張義山魚肉百姓的罪惡，並當場將這個團練副總一刀殺了，鼓動征義堂的人放下武器，下山做良民。曾國藩這套軟硬兼施的做法取得了效果，征義堂被打垮了，周國虞兄弟不得不帶著一批骨幹撤離野人山。
這是省城大團成立以來幹得最得意的一樁大事，王錱、李續賓等人滿心想得到省裏各衙門的表揚，卻不料長沙的反應甚為冷淡。曾國藩心裏雖不高興，但並不跟駱秉章談起這事，就連左宗棠麵前也不提及，仍舊每日辦理匪盜案件，並將精力轉到操練勇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