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戶籍是如何管控的
讀史劄記
作者：陳寶良
戶籍登記製度的存在，對於社會穩定的積極意義毋庸置疑。不過，人們一旦受製於一紙戶籍，自然就會失去選擇居住權的流動自由。當社會發生巨大變遷，社會流動日趨加速的時候，戶籍管控製度必然隨之發生變革。
明朝人生活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後的社會，是以急劇變化為特征的。如果把明代的社會變遷置於“社會流動”與“都市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明代中後期戶籍管控的鬆動相當明顯，且可為當前戶籍製度的改革提供諸多有益的借鑒。
戶籍控製的確立：路引、戶帖、黃冊
大明帝國建立之後，明太祖朱元璋通過采取兩大措施，加強對社會與人口的嚴密控製。這樣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確保大明江山的長治久安。
首先，就是“路引”製度的實施。明代的路引，說白了就是路條，大致類似於現在地方政府所開具的介紹信，以便人們外出經商、務工乃至進城探親。朱元璋立國定策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讓他統治下的臣民能重新安於士、農、工、商四種身份，讓傳統的四民各守本業，即使是醫生、卜相之人，也強迫他們必須“土著”，不得遠遊。凡是有人無所事事而遊惰好閑，或者有人移居或藏匿別處成為遊民，一概將他們貶竄到邊遠地方。
明初頒布的具有法律性質的《大誥》，同樣要求鄰裏之間，互相知曉各自家中的丁口多少以及所從事的職業。譬如工匠、商人外出務工、經商，無論是道途遠近，還是走水路、陸路，都應該在路引上明白開明，並在外出之時，隨身攜帶路引。眾多史實已經證明，明初嚴厲的控製政策確實得到了很好的實施。如洪武五年（1372），曾有人因祖母生急病而外出求醫，走時匆忙，忘了帶路引，被常州呂城巡檢司查獲，擬送法司論罪。此事雖因明太祖的寬矜而免於論罪，但也從側麵反映了明初對人口的控製相當嚴格，人們缺乏流動的自由。至於史料所說的“夜無群飲，村無宵行”，決非誇大之詞，而是明初的實錄。
其次，就是戶籍製度的確立。明初所定戶籍製度，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是一家一戶所備的“戶帖”、“戶由”，相當於現在每家的戶口本，由本戶自己收執，早在洪武三年（1370）就已經頒行。戶帖所載事項，包括戶主、居住的鄉貫、戶等的歸屬（即屬民戶抑或軍戶之類）、丁口數、事產（家中擁有的房產與田地），且鈐以戶部半印。二是戶籍，也即所謂的“黃冊”，是明代國家為核實戶口、征調賦役而製成的戶口版籍。黃冊是戶帖的彙總，即10戶為一甲，110戶為一裏，以地方府州縣為統計單位，而後彙總並收藏於中央的戶部。
黃冊的正式頒行，則遲至洪武十四年（1381）。在這一年，明政府下令，讓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所謂以“本等名色占籍”，就是以業占籍，不同職業的人占有不同的戶籍，對國家承擔不同的差役。例如承當民差的民戶，承當軍差的軍戶，承當造作的匠戶，承當煮鹽的灶戶，分別歸為軍、民、匠、灶四籍。除了這四種基本的戶籍之外，明代戶籍尚有弓兵籍、鋪兵籍、醫籍、儒籍、商籍、官籍、先賢籍、衛籍等名色。
所有上述戶籍，均屬於良民的登記記錄。在明代，惟有遊食光棍無籍，被稱為“無籍之徒”，即使地方官對他們有所登記，也是入於“棄民簿”。除此之外，諸如南京教坊司乃至各王府的樂戶、紹興惰民之類，則屬於賤民，隻能名落賤籍，從而體現出禮教等級製度上的良賤之別。
社會流動的加速——“土著人少而客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