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音腔”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是播音主持工作進步和發展的必然的產物。“播音腔”是一種區別於日常談話、曲藝等語言藝術的腔調，是廣播電視播音所獨有的、不可替代的特色。任何語言藝術都有自己的特點，“播音腔”的產生是追求廣播電視播音內容和創作形式完美融合的必然趨勢，直接體現了播音語言的特點。規範的普通話是播音創作最基本的語言要求，嚴肅認真的態度和求實可信的原則使得“傳”“受”雙方真誠的交流，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達到以理服人的目的，並且廣播電視播音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滿足受眾的需求和期待，符合時代進步的趨勢，但要時刻注意恰當的分寸，讓受眾主動願意接受，深入淺出的體現播音內涵，尤其是語言的色彩不能單一，親切自然才能拉近與受眾的距離，更好的傳達創作內容實質，這也正是“播音腔”在廣播電視播音中不可替代的獨特魅力，是“播音腔”產生的時代要求。
然而，在廣播電視的發展中，特別是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播音腔”也存在著一些問題。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當時的社會特點，對於直接麵對廣大聽眾的播音員來說，所播報的內容和形式格外謹慎，“穩而不錯”成為了諸多播音員自我評判播音質量的要求。理論上播音創作可分為有稿播音和無稿播音，但在60年代初，廣播電視播音有著嚴格的規定，“不得無稿播音”、“不要播錯一個字”等要求束縛住了播音員的再創作，明顯的念稿痕跡和照本宣科的要求使得播音表達有些生硬和局限。隨著各層級廣播電視的興盛和發展，中央台的播音成為了各級電視台、電台競相效仿的對象，一種模式化的創作給“播音腔”的改革摻入了雜質，對於“播音腔”美感部分的欣賞和提高也就略顯偏頗了。
“播音腔”的發展道路曲折而漫長，有進步也有問題，借用張頌老師的形容“作為廣播電視播音特色的‘播音腔’，有其合理內核，也有某些雜質需要經過仔細辨別，這樣就不會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時，把小孩兒也扔出去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簡史》中關於1978年第11次全國廣播工作會議對播音方向的要求是這樣記載的：會議指出“廣播電視新聞的播出，最後是由播音員來完成的，播音員有好的傳統，但有些過於適用的播音腔要改革，除發布政令、宣讀重要報告、播送重要政治性文章，語調必須莊重外，一般來說播音員要像知心朋友同聽眾朋友談話” [5]。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老一輩播音員們早已經開始對播音腔的問題進行了係統的研究，肯定了“正宗”播音腔在播音主持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獨有特點，並且排斥“千篇一腔”、“高高在上”的播音語言形式，重視播音主持的本質——說話，這對我們研究播音主持的本質以及“播音腔”的發展具有充足的曆史依據。
（二）當今對廣播電視“播音腔”的誤解根源
廣播電視改革正在廣泛而深入的進行，隨著時代的推進，廣播電視節目在不斷的創新中謀求發展，機械的、死板的、不從內容出發的固有腔調的現象在廣播電視節目中日益湧現，從而對“播音腔”的質疑之聲也隨之而來，傳統“播音腔”也漸漸被越來越多業內外人士所排斥。
改革開放以後，廣播電視事業不斷創新發展，老一代的播音員、主持人數量少，不能滿足高速的發展趨勢的需求，為了快速的充斥整個播音主持隊伍，穩定當時正在發展的廣播電視事業，廣播電視行業領域在選拔人才是過於注重音質和外貌，忽略了優質的嗓音必須要有紮實的基本功和創作技巧做支持才能創作出優秀作品這一基礎問題，殊不知好的音色並不代表能播讀好的作品，駕馭好的節目，滿足高質量的受眾需求，播音員、主持人在像做公告一樣的談百姓身邊的事情，沒有真情實感，沒有內心感受，給人以千裏之外的感覺，沒有將傳播效果達到最好，反而使“播音腔”這一傳統語言樣態扭曲成了主持人的缺點。多年來，播音員、主持人固定的語言樣態和表達形式已經讓多數聽眾、觀眾有些厭膩了，而新出現的那些自然活潑的表達形式卻漸漸吸引了無數受眾的目光。於是一種“保險調”、“平直調”的語言樣態給受眾留下了“誤解”，直至今天，一成不變的新聞播讀腔調、詩歌朗誦語調讓越來越多的業內外人士開始對傳統“播音腔”產生質疑並有所排斥。
（三）“播音腔”的雙層定義
播音腔的概念在播音理論著作中並沒有予以闡明，《中國播音學》裏麵是把播音腔概括為“三性三感”，即“規範性、莊重性、鼓動性、時代感、分寸感、親切感。”
隨著廣播電視節目的不斷創新和發展，播音主持工作也進行了一係列的創新和改革，廣播電視傳播的服務性和娛樂性，以及報道、表達的客觀性和親切感都增添了濃重的色彩，來迎合新時代的發展趨勢。但是參差不齊的改版和盲目地機械模仿，使播音主持的有聲語言傳播偏離“說話”表達的本質。現如今，單純的“讀”稿、“念”稿的現象在廣播電視節目中日益湧現，並且“固定腔調”、“千篇一律”的形式讓業內外人士所排斥，大眾則認為這就是傳統的“播音腔”，從而漸漸將傳統“播音腔”與貶義曲解的”播音腔”混為一談。
其實，大眾認為的這種所謂的“播音腔”是對播音語言特點的貶義理解，播音腔有兩個含義：褒義是有規律的、規範的、具有行業特點的廣播電視播音主持有聲語言，其本質是生活語言規律的延伸——語言創作；貶義是機械的、死板的、不從內容出發的固有腔調。褒義的理解認為播音腔是傳統的播音技巧，是新中國誕生前後形成的“字正、腔圓、莊重、大度、犀利而又溫和”的播音風格；貶義的理解則認為“播音腔”就是裝腔作勢、高高在上，甚至被稱為“不講人話”，脫離了播音主持的本質，是“高、平、空”的表現。
（四）與廣播電視語言特點的關係
畢一鳴在《語言與傳播——廣播電視播音與主持藝術新論》中闡述：“廣播電視語言是一種媒介語言，它同時又是一種麵向大眾、影響廣泛、具有感染力的藝術語言形式，它把傳播者的生理過程、媒介的物理過程和受眾的心理過程等緊密聯係起來，形成一個維係‘傳與受’關係的‘鏈條’。”不同的說話環境會讓人感到不同的說話樣態，廣播電視傳播環境不同於生活中的環境，由於身處不同的環境和麵對特殊的對象，使一些播音員、主持人的播音創作產生了變化，而不再是以說話為本質了，漸漸出現了貶義性質的“播音腔”。雖然是在演播室中，麵對著話筒和鏡頭在說話，但同樣是“傳與受”的關係，隻要找到與廣播電視傳播相符合的表達狀態，那麼播音主持工作依然是在“說話”。例如在某些地方台的新聞采訪節目中，主持人和受眾之間的關係就有所不明晰，新聞播音員在播讀稿件時基本功紮實、技巧處理得當，但是播者無意，聽者無味，感受不到“傳與受”的關係鏈條，違背了廣播電視傳播中“及於受眾”的原則，更不用說傳播效果了。
廣播電視播音是語言藝術的“二度創作”，播音方式必須與稿件的體裁、內容和形式和諧統一，才能有效地參與藝術審美創造。傳統“播音腔”作為廣播電視播音主持獨有的語言特色，既要根據不同的的稿件內容進行適當的語氣、節奏的渲染和一致，又不能脫離播音主持說話的本質，自然而不失儀態，生活而不失嚴肅，始終保持與受眾平等的關係，在此基礎上進行創作，體現了播音主持語言表達的“規範性”和“明晰性”。
三、播音主持的本質是“說話”
播音主持是一項語言活動，是說給人聽的，其本質是說話。魏南江的《節目主持藝術學》寫道：“節目主持人是以說話的方式完成媒介與大眾溝通的社會角色，是一個靠‘舌耕’來完成任務的職業語言工作者，節目主持藝術就是一門‘學會溝通’的藝術。”在播音主持的二度創作中，有聲語言是傳播的主要形式，文字語言經過再度創作後就不再是單純的文字了，通過播音員、主持人用有聲語言將文字中的感情、態度和觀點生動地轉述出來，才能做到真正與受眾交流，從而感染受眾。否則，機械的傳聲筒式的播讀稿件不能把文字語言激活起來。總的來說，“播音是一種語言活動，而在‘聽’、‘說’、‘讀’（指閱讀）、‘寫’等語言活動中， 播音又是一種‘說給人聽’的語言活動。說白了，播音本質上就是說話，是以廣播電視傳媒的代言人（播音員）或主持人身份在‘話筒前’說話。雖說這之中確實存在著許多特定環境下言語發聲及表達的特點、規律，但無論如何，在本質上，播音屬於‘說話’似乎應該是確定無疑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