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聖明、劉力（2006）《服務貿易理論的興起和發展》認為，全球服務貿易呈現平均增速高於GDP的增長速度和工業增長速度的趨勢；服務業與第二、三產業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國際服務外包大發展的趨勢等。我國雖然進入世界服務貿易十大國之內，但服務貿易所占的比重仍舊很低，這與我國服務業發展滯後有著緊密聯係。因而，我國要發展國際服務貿易，提升競爭力，就要充分認識現代服務業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服務業的體製改革，提高服務業開放水平，培養與使用高素質的複合型人才。
霍景棟、夏傑長（2008）對世界各國服務業研究與開發（R&D）的相關數據進行比較分析，認為提高我國服務產業的研究與開發能力，可以有效提高我國服務業的競爭力，要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的研究與開發的投入，注重培養服務業各個部門的研發人才，在重視研究與開發的同時還要注意對服務產業鏈其他環節的支持力度，以保證產業的各個環節不至脫節。另外，要加強研發成果的轉化，加大研究與開發保護體係等。
（二）關於服務貿易實證方麵的研究
國外很多經濟學家嚐試用實證方法對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分析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是Sazanami & Urata（2002）對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因素做了詳盡的分析。他們用不同國家的橫截麵回歸分析框架，囊括了旅遊、知識產權、工程管理服務、貨物及其他運輸、保險服務等服務項目，得出的結論是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因素對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形成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姚戰琪（2009）運用兩個指標（服務貿易全球化指標STRG和服務業外商投資全球化指標SFDG）來測算我國服務全球化程度，得出我國服務貿易全球化和服務FDI全球化程度都較低，指出我國在服務全球化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影響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的因素。
申樸博士（2006）在其博士論文中，以服務貿易出口為因變量，以物質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為自變量，嚐試用90多個國家1980-2000年的相關數據對世界服務貿易比較優勢和要素積累進行橫截麵回歸分析，並做了美國、中國和印度的國別研究。他基於H-O理論，根據要素和產品的投入產出關係以及貿易量等於本國生產和消費之間差額的一般邏輯，借鑒Leamer & Bowen在1984年提出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和國際貿易相互關係的理論模型，推導並構建了服務貿易比較優勢與要素貢獻度之間關係的估計方程。他的結論是，現代服務貿易總體及大多數服務部門都是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密集型的，並且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力資本對服務貿易的增長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人力資本是國家增強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關鍵因素，特別對物質資本稀缺的發展中國家來說。
殷鳳、陳憲（2009）采用麵板數據回歸分析的方法，基於14個國家或地區1990-2005的數據對國際服務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探討了我國服務貿易競爭力低下的原因，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進一步發展我國服務貿易的對策建議。
王紹媛（2010）的《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基於進出口數據的指標分析》，是基於進出口數據對我國服務貿易淨出口指標、服務市場占有率指標、服務貿易競爭力指數、服務貿易顯示性優勢指數的分析，它表明，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結構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競爭力還比較弱。
（三）關於中國國內服務貿易發展實踐的研究
我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起步晚，但是發展速度快，總體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
陸燕（2008）認為，雖然中國服務貿易增長十分迅速，但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第一，服務貿易逆差明顯，整體競爭力不足；第二，服務貿易內部結構還需合理化；第三，服務貿易人才分布不均衡，現代服務業人才缺乏；第四，服務貿易的出口地和目的地分布不均衡；第五，服務貿易立法不健全，執法不嚴格；第六，我國服務業整體開放程度較低。
張錢江（2010）從浙江服務貿易發展的視角出發指出：浙江國際服務貿易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增速快、潛力大。主要特點有：第一，以國際服務外包為主要形式的計算機和信息服務蓬勃發展；第二，一些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和增長潛力的服務貿易出口部門正在形成；第三，傳統服務貿易在數量上仍占主導地位，旅遊、外經合作、國際運輸三大傳統服務出口占比過半；第四，文化產品與服務出口步伐加快，進展明顯。
從全國來看，浙江服務貿易總量低於上海、北京、廣東和江蘇4個先進省市，僅相當於北京服務貿易總量的37%。北京作為中國首都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憑借其豐富的人才、科技、信息等資源優勢，已經率先在全國構建起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產業結構。
王久紅（2011）指出，北京服務業發展經曆了三個階段。即：緩慢發展階段（1952-1975）、逐步恢複階段（1979-1989）、高速提升階段（1990至今）。王久紅認為，北京服務業在此過程中發展迅速，不僅吸納就業人數大大增加，服務業增加值總量也迅速擴大，占GDP比重大大提高，且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大提高，服務業已成為北京經濟的重要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