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梵
我在寫這部小說時，內心混合著一種身臨地獄的激情。我經常把自己給遺忘了，在確立人物的過程中，我便成為書中的人物。由於人們讀小說時，堅持小說裏那些不堪的場景，就是作者生活的秩序。所以小說發表和出版以後，我麵對的景象是可怕的。一些人為了消遣，甚至像一股昏暗的風在同事和友人中間打旋，以便把書中那些地獄式的人物，與所謂的生活原型對應起來。人們隻知道罪孽是不可饒恕的，但並不知道罪孽來自何處。我認為這是人們最難理解的一點。說每個人的內心裏都藏著罪孽的高山，等於向人們散布躺在火裏是安全的。難怪國內某些知識分子讀後大為惱火，氣憤我忘了“知識分子是有良知的”這個先驗假設。更有人甚至準備做一件“高尚的事”，對我“褻瀆”了同事友人或知識分子，他準備以官司相報。我麵對的就是這樣的中國式邏輯：一方麵說我寫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真實，沒有擺脫虛想，另一方麵又伸長脖子在小說之外找出一個個原型。
好在小說發表和出版以來，是日益增多的知音幫我消除了各種潛在的困難。據說我差點踏上的一顆官司*，就被一位身居領導職位的知音暗中化解了。有了他們，我就不用證明在探究人性方麵，我還算得上是一個實在的人。至於整個作品體現出的某種迷惑感，我相信雖然對別的心靈並非有用，但它確實能讓我們抗拒或擺脫一些先驗的假設。最後，我得感謝胥弋先生的再版建議，雖然我無法確知一本書的再版和流傳之間究竟有何聯係，但我仍願意順應他內心這種可愛的衝動。
2009年5月寫於南京六合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