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區舉辦國際會議或涉外活動，不得競相抬高國內外會議代表的規格，不得相互攀比。”
“要注意，這次兩部委的規定具有針對性，並非一刀切，好的國際會議還是需要繼續辦下去的。”中國會展經濟研究協會副會長陳澤炎說。而他所說的“好的國際會議”，中國也並非沒有，例如2008年的世界地震大會，參會代表多達3000人，每人必須繳納700美元的注冊費；2002年的世界數學家大會，曾把數學家霍金請來中國，掀起中國的數學熱。“有一個很明顯的矛盾，可有可無的會議正在構成極大浪費，而真正有意義的科技會議卻苦於找不到錢。”武少源說。
在這方麵，韓國提供了很好的榜樣—將國際會議的召開與促進本國旅遊巧妙地結合起來。“韓國國際會議的申辦都是有旅遊局參與，後者為前者提供強大的資金後盾。”但在中國，卻是另一種場景。“你知道北京市旅遊局每年的旅遊發展基金多少錢嗎？十一五期間5個億，十二五10個億，但十一五5個億的時候，它撥給國際會議的經費僅僅是100萬。”2009年，在費盡周折後，武少源有幸幫助解剖學會申辦的2014年世界解剖大會拿到了5萬塊錢。“一個會就給5萬，而且條件必須是千人以上的大型國際會議，必須要拿到國務院批件，有這兩個條件，才具備申請資格。”
這顯然是極不平衡的，在無謂浪費和真正需要之間，存在一個由資金和種種條文構成的鴻溝。“所以實際上是一個捋順的過程，但是又沒法捋順，中國太大了，各個省各個市，你怎麼捋啊，都是地方財政……”
在武少源看來，對於地方政府而言，一次國際會議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麵的，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形象工程”。而在一些二級城市舉辦的國際會議中，更是流傳著一些不成規矩的規矩，例如“最好前頭一排全是部長，或者全是省長，官越大越好，檔次越做越高”。
“要嚴格控製會議的住宿檔次，並按照國際慣例不配備生活用品，不發會議紀念品，不贈送禮品，不組織公款遊覽、參觀等。”
會展行業中，會議禮品的存在是合理現象，但禮品的紀念意義應該高於其金錢意義。在武少源多次操辦的國際科技會議中，常常是工作人員去北京金五星等批發市場買回一批京劇臉譜、剪紙等富有中國文化氣息的禮品送給參會人員，“15塊錢一個，他們還拿著當寶貝”。但是大多數官辦國際會議則一味講究禮品的價格，據知情人士透露，某些會議上，如數碼相機、蘋果手機甚至是手提電腦等數碼產品，都會當作紀念品送出。“其實有的純粹就是操辦會議的人自己想買個電腦又不想花錢，或者一味討好領導，索性借花獻佛。”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至於會議背後，則隱藏著更多秘密：首先是地方政府大多不可能獨立完成一次國際會議的籌辦，需要付費委托給民營的會議組織公司，問題便會出在這些公司身上，一是他們多有政府背景，背靠大樹好盈利，公款落入私人的口袋，更嚴重的，甚至可能涉及通過辦會以達到洗錢的目的。還有一個容易產生腐敗的環節在酒店。首先一些城市的酒店本身就帶有政府背景，雖然它的建成成本極高，回本十分困難，但政府能享受酒店的超低優惠價。例如市場價1888元的客房，政府掛名，便能享受800元乃至更低的優惠，但在預算申請單上，酒店價格卻仍填寫原價，中間產生的差價最後落入誰的口袋，則成為另一個難解之謎……而至於會議組織過程中的讚助商招標等環節，都成了腐敗生發的溫床。
“請人家得給出場費吧，很多人以為請到就很不容易了，但其實有些人願意來，願意掙這個錢……”此話不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兩次中國行備受追捧，先後賺走近百萬；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東莞演講更是超越克林頓的出場費，創下新紀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全球第一CEO韋爾奇也分別從中國帶走了上百萬美元……這樣看來，幾乎每個環節都足以為腐敗留下機會，至於一些政府或者機構熱衷於邀請國外政要或名人，轉而成為政要或名人在華的代理人經紀人，從中收取傭金，則更是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