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談與呐喊
專欄
作者：徐賁
呐喊的目的應該是堅持要求公民交談的權利，這樣的呐喊才是既激情又理性的。公民交談隻有在憲政法治和民主文化中才能實現，也隻有這樣的交談才會是冷靜智慧的。
社會學家莫斯科維奇在《群氓的時代》中把“交談”稱為民眾的鎮靜劑，早在20世紀初，社會學家塔德就發現，每一種形式的交流都有與其對應的社會群體，並形成某種“意見領袖”。在出現大眾傳媒之前，演說是一種麵對眾多“聽眾”的直接說話，演說的話語力量使得演說者成為意見領袖。後來，有了報紙，報紙是對無數的“公眾”說話，也有了不同的意見領袖，那就是時事評論員。
塔德還發現，人們交談時采用的身體姿勢反映了他們談話的語調和內容。說話者坐著進行的交談是分量最重和最嚴肅的。而當他們的姿勢十分放鬆的時候，如羅馬人在環繞餐桌三麵的躺椅上懶洋洋地躺著進行交談，交流似乎是最有效的，這種交談非常流暢也非常從容。
談話的空間和場合同樣重要，希臘人在公共廣場和哲學家的學院裏交談，羅馬人在家裏交談、在參議院辯論。富有的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有專用於交談的房間。是否有一個房間專用於交談，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社會階層是否文明的一個特征。
當受激情驅使的人群湧上大街，橫衝直撞時，他們似乎找到了“說話”的地方。不過，說話不等於交談，交談也不隻是說話。大街不是一個交談的地方，挾裹在情緒激動的人群中，人們揮舞著拳頭，除了口號和呐喊，沒有別的聲音。這時候，他們的身體姿勢本能地繃緊而亢奮，顯露出對抗和戰鬥，而不是交談的姿勢。這樣的姿勢和空間有它自己的話語形式，那是一種由“帶頭”和“跟隨”形成的語言。它首先是帶頭者的命令、警告、威脅和譴責。之後，經過重複和模仿，變成了追隨者的讚同、歡呼、重複和奉承。它的作用便是宣泄，雖然人多勢眾，但並不形成真正的輿論。
交談語言的目的不是發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聽從，而是通過共同的理性交流，形成輿論。輿論是交談出來的，不是呐喊出來的。交談限製了絕對的權力，而宣泄呼喚和依仗正是不容理論的絕對權力。交談產生的輿論。它的重要作用是保護自由。在失去理智，高聲呐喊的人群中，個人沒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自由，也沒有誰膽敢直言不諱。
德國作家埃利亞斯·卡內提在研究群眾的《群眾與權力》中記敘了一件往事，1927年他親身經曆了維也納群眾焚燒正義宮（司法部）的事件。當時，他夾在人群的洪流中，感覺到自己完全交融在其間，一點也不覺得群眾放火是違法的行為。當時的場麵銘記在他的心頭，他後來回憶道，“那天的激情令我至今刻骨銘心。那是我經驗中最接近革命的一次……我成為人群的一部分，我完全融入人群之中，對人群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絲毫抗拒”。呐喊的人群使個人思維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徹底消失。
隻有在交談變得完全不可能的時候，才真正有理由呐喊。然而，即便如此，呐喊仍然不能代替交談，呐喊的目的應該是堅持要求公民交談的權利，這樣的呐喊才是既激情又理性的。公民交談隻有在憲政法治和民主文化中才能實現，也隻有這樣的交談才會是冷靜智慧的。理性要求我們知道自己在什麼情況下會失去自我把持，對群眾非理性行為，我們需要的不是譴責，而是理解，並在這個基礎上幫助它朝理性的方向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