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文韜武略，氣勝詞雄
——杜牧《罪言》與《阿房宮賦》
杜牧
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章，詩歌不脛而走，傳誦一時，為世所重。弱冠考中進士，又考中吏部銓選。性疏野，放蕩不羈，而不能自禁。牛僧孺出鎮揚州，辟杜牧為節度掌書記。杜牧供職之外，惟以遊玩宴樂為事。而揚州乃繁華都市，南北水陸交通要道，又為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四麵八方，各色人等，會聚一地。每至傍晚，萬家燈火，笙歌匝地，歌喉婉轉，十裏長街中，熙熙攘攘，珠翠填路，邈若仙境。杜牧常常出沒其間，夜不歸宿，且自喜不為人所知，遂沉酣如夢，過其風流生活，如是者數年。當杜牧將赴朝廷任職之時，牛僧孺勸諫杜牧，以為士之處世，應當有所節儉，不能隨波逐流而沉溺於風流場中。杜牧頗不以為然，辯解說：“我幸而常常自省，能夠堅持操守，不至於讓您憂慮了。”牛僧孺笑而不答，取出了個小匣子來，當著杜牧的麵打開，皆是密報，凡數百條，皆是：某年某月某日，杜書記過訪哪位歌妓，無恙。某夜，杜書記在某家宴飲等等。原來，牛僧孺是杜牧祖父杜佑的老部下，愛惜杜牧人才，擔心杜牧出意外，遂令三位隨從暗中跟隨保護，每天向牛僧孺報告平安。杜牧對之大為慚愧，也很感激牛僧孺的關愛，因泣拜致謝。杜牧離開揚州時，遂作《遣懷》詩：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是其揚州浪漫生活的總結，也是懺悔詞了。
杜牧多於情，在江西沈傳師幕府時，亦好遊樂，多訪佳麗。聽說湖州（今浙江湖州）風物美好，且多美人，遂赴湖州遊曆。湖州刺史乃其好友，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為出之，可惜未能有其稱意者。失望之餘，偶遇一老嫗攜一十多歲的女子，杜牧熟視之，感歎說：“此真國色也！”老嫗以女子年幼，不同意杜牧帶走，杜牧遂納聘禮，便約定以十年為期，說自己十年後為湖州刺史，那時便迎娶；如若過了十年期限，女子可以自擇人而嫁之。大中十三年，杜牧為湖州刺史，距當初見麵的時間已是十四年了，杜牧即去尋訪女子，已經嫁人三年了，而且生了三個孩子。杜牧很是感慨，因賦詩以自傷：“自是尋春到已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此詩別本作：“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蔭子滿枝。”
杜牧有風流浪漫的一麵，亦有經世濟民，積極有為的一麵。杜佑曾為宰相，撰有《通典》一書，是中唐時期名望頗高的政治家、學者。針對藩鎮割據，四壘多警的現實，杜牧曾研究兵書，注解《孫子兵法》，以期能夠有所作為而挽救危亡。杜牧《注孫子序》說：
某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虛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裏，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壞，殷殷焉聲震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某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
杜牧目睹艱難的現實，而想學兵法經世濟民，挽救危亡。此段文字，敘述簡潔，明白如話，對現實的描摹分析，對前後讀書經曆的敘述進行比較，皆能切中肯綮。因而，杜牧針對朝廷政策的失誤，作《罪言》。杜牧說：“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有罪，故作《罪言》。”開宗明義，說明所論之事，乃國家大事。文章說“生民常病兵，兵祖於山東，允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得死”，即謂百姓不滿於戰爭，而戰爭是由山東引起的，而達於天下，山東不平，則戰爭不罷。杜牧所指山東，當係太行山以東，即河北藩鎮。杜牧此文所論，在於批評朝廷對河北藩鎮政策之失誤。文章遂論析山東地理形勢、曆史上的政治軍事之發展演變，以及自安史之亂以來的事實，感慨“何其艱哉”，從而提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之三策，並逐條論析，總體上形成三策之對比，形勢自明，結論自知。文章論析明當，用語簡潔，如論“上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