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文人騷客精神上的一個歸宿，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或失意或疲倦時都會想起陶淵明。也許，隻有將目光回歸到陶淵明身上，才能重新尋找到肯定自身價值的東西。
這種自身的肯定，既可以讓他們得到保護和逃避，又能讓他們區清楚善與惡，美與醜的區別。他們對陶淵明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使得陶淵明成為千百年來永不生厭的話題。白居易、蘇軾、辛棄疾等大家莫不如此。
於是，“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便衍化成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壘，平淡自由也因此成為他們心目中高尚自由的藝術境地。
如果說，屈原代表了載道文化，那麼毫無置疑地，陶淵明代表了閑情文化。這種文化模式高度契合了中國古代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理。陶淵明的崇高地位，直到今天，依舊屹立不倒。
陶淵明的《雜詩》就像一股清新自然之風撲麵而來，吹散了老莊思想的枯燥艱澀，以古樸作風而進入到更加純熟的人生哲學境地，像一座豐碑，標誌著此類詩歌達到的高度。
陶淵明的詩歌從不存馳譽之心。往往是生活中有什麼感觸，便訴諸於筆端什麼。絲毫不矯情，不矯飾。他的詩舒緩而沉穩，使人如沐春風，坦誠地記錄著內心微微泛起的波瀾，沒有咄咄逼人的氣勢，沒有雄雌強辯的力量，也毫無軒昂的氣象，卻如春雨一般慢慢滲透到讀者心中。
他的詩從來不追求濃重的色彩，強烈的刺激，沒有艱澀的語言，沒有曲折的構造，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為他人格清逸超邁，對生活的體驗真切而深刻，所以隻要原原本本寫出來就極具感染力。正如宋人黃徹所說：“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
除了自然，陶淵還擅長通過最最普通之事、最最平凡之景，表達出高於世人之情，寫出常人未必能夠領悟出的道理。在南風下張開翅膀的新苗，伴隨他除草歸來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煙，床上的清琴，湖中的濁酒在他筆下仿佛都有了深深的禪意，令人心曠神怡。
（三）
《雜詩》的魅力在於沒有抽象的哲學說教，而是親自體驗。
陶淵明的筆端從來不刻意描摹山水，也從不在乎似與不似，隻要寫出自己胸中的那片山水，便感到滿足。而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樣的語言來表現，既有情趣又有理趣，進而取得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
陶淵明的詩看似淺顯易懂，其實他詩歌的語言並不是未經錘煉。隻是因為不不露痕跡，所以顯得平淡而自然。正如元好問所說：“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蘇軾概括為“質而實綺，臒而實腴”，也十分精辟。
陶淵明的一生都是極具藝術性的。在他辭官歸鄉的二十二年，一直過著清貧的田園生活，但固窮守節的誌趣，老而益堅。
“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句詩是作者向親朋好友交代為自己送葬的事情。死亡，千百年來是人類的一大困惑，但這個困惑居然被陶淵明勘破了。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這是何等的達觀與超然。
其實陶淵明在當時隻是以隱士而著稱，第一個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是蕭統。作為《昭明文選》的編撰人，這位對文學頗有研究的皇太子以其一雙慧眼發現了陶淵明，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學。
後來到了宋朝，經過蘇軾、朱熹的弘揚，以及湯漢對其作品的詮釋，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才真正意義上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辛棄疾在《念奴嬌》中稱：“須信采菊東籬，高情千載，隻有陶彭澤。”給予了陶淵明千古一人的最高評價。
陶淵明的生前是孤獨的，他的詩文是一個孤獨者的自白。他生命的光輝在他離世後才逐漸放射出來，絢麗奪目。“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杜甫這兩句詩用在陶淵明身上是再恰當不過的了。隻是詩人留給我們的，不僅有一篇篇精彩的詩章，更有值得深思、發人深省的人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