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這樣說，並沒有貶低“有”的意思，因為本質隻有通過一定的形體才能表現出來，“無”依托“有”而存在，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歸根結底，是事物的用途而不是它的形體決定著事物的本質。本質是看不見的，老子用“無”來形容，足以服人。他要闡明的道理是，統治者據有權力，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應時時注意給社會，給市場留下充足的空間。
在第17章中，老子甚至給出了一個四層級的“指標體係”：“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事情做成了，百姓卻感受不到來自身外的強製，不需要感謝組織、感謝領導，而是說，這是我們自己自然而然做成的啊！
以此立論，老子提出了著名的“三寶論”：“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第67章）關愛生命，減少幹預，簡約為上，權力退後，就是在設法給社會留下空間。若統治者不知滿足，一味聚斂，追求奢侈，結果會怎樣呢？一向表達委婉的老子這次卻直來直去：你死定了！
西方經濟學家也很重視“自然”、“無為”，亞當·斯密就常借人體與社會的模擬來說明自然秩序。他說，人會生病，但人的身體也有一種神奇的力量，能讓一般病症逐漸減輕以至消失。社會內部也存在著一種神秘力量，發生問題時會自發糾錯，讓受損的秩序恢複常態。他說，人們應善待這股神秘力量，因為“自然的智慧比政府驅使或公共的行動更有效率”。
西德戰後經濟複蘇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當時，西德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在一個星期天下令發行一種新的貨幣，這就是後來的德國馬克，同時取消了幾乎所有對工資和物價的管製。這些政策產生了魔力，幾天之內，商店的貨架上便擺滿了各種商品；幾個月後，德國的經濟就活躍起來了。弗裏德曼評價說，“這是自由市場創造的奇跡。”（《自由選擇》）
似乎古典自由主義者對老子都有某種好感。1966年，哈耶克在朝聖山學會東京會議上引述了老子的名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這段話的後兩句是：“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第57章）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然秩序原理了。哈耶克的“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也與老子異曲同工，是在既沒有人設計、也沒有人指揮的情況下自然演化出來的，是“自發的產物”。他指出，“相隔五湖四海的人們通過自發協作而創作的東西，常常是我們的頭腦永遠也無法充分理解的。”（《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
弗裏德曼說，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因為經濟自由可保證人們正常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強製或中央部門的命令。由此，運用政治權力的領域才得以縮小，“把權力關進籠子”也才具可能性。而且，由於自由市場具有分散權力的機能，使得即便出現某種政治集權，也能夠被自由市場所阻止和消解。目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在繼續，但控製我們生活方方麵麵的政府管製活動，依然雜蕪繁多，雖經精簡，卻並沒有根本性改進。人們常常忘記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恰是政府權力得到一定限製、市場活力得以初步煥發的結果。
《道德經》不是一般的著作，而是一部探索基於超驗價值的理想政治秩序的研究成果，它所訓誡的對象也不是民眾，而是那些掌握權力的人。在與老子同時代的古希臘，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等先哲也都曾經致力於這一嚐試。它意境悠遠，睿智絕倫，是人類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境界，卻較少為後人所承襲。老子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第70章）
我們到處辦孔子學院，卻沒聽說辦過一個老子學院。我們不是老子的學生。其實，與西方文化最能溝通、融合、西方人最推崇的中國人的原創思想，是《道德經》而非其他。《世界哲學史》的作者漢斯·約阿西姆·施杜裏希就說過：“如果世界上隻剩下三本書，其中一本必是《道德經》。”
弗蘭克·H·奈特（ Frank.H. Knight）喜歡講一個雁陣飛行的寓言故事：當頭雁一個勁兒地向前飛時，後麵的大雁可能會飛向其他方向。當頭雁回頭發現大隊沒有跟隨它時，會趕緊掉頭飛回，繼續帶領它的人字形隊伍朝前飛去。
或許，這就是“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第49章）的道理吧。
（摘自《中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