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愛的老師
散文
作者：董橋（香港）
台灣成功大學外文係畢業，現任香港《蘋果日報》社長。著有《另外一種心情》、《從前》、《清白家風》等散文集、文化思想評論集二十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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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英時先生在他的老師錢穆先生去世之後，出版了一本《猶記風吹水上鱗》，收集了他論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的一批文章。八十年代我編雜誌的時期，常常函電交加請餘先生寫文章，他幾乎是有求必應，沒有時間寫長文就寫短文，無論什麼題目都能寫出有情有理的佳篇，順手拈來盡見學問。才識淺薄的編者碰到餘先生這樣淵博的作者，確是福分。餘先生漸漸成了我的老師和朋友，在我謀生和讀書的路途上給了我太多寶貴的鼓勵和啟示。我幾乎讀遍他所有的著述，而且經常重讀一些我格外喜歡的篇章。餘先生的來信、餘先生給我寫的幾幅字，也都潛移默化影響了我對人生和學術的看法。我常常想起餘先生的白發和煙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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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風吹水上鱗》裏說：“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平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曆史係讀書。”餘先生自以為隻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後來知道錢先生剛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餘老先生要他留下來跟錢先生念書。當時新亞學生不超過二十人，大半是從大陸來港的，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沒有圖書館，辦公室隻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占滿全部空間。錢先生要餘英時寫一中一英兩篇文章，親自批閱，決定錄取。餘先生就這樣成了錢賓四的學生了。
錢先生整個人是儒學的化身，修養高超，盡量以理馭情。但是，餘先生說，賓四先生原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看一出描寫親子之情的電影，散場後眼睛是濕潤的。聽說他們師徒不拘形跡，無話不談，“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裏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鍾忘記”。有一年的暑假，錢先生患了嚴重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躺在一間教室的地上養病。餘先生去看他，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錢先生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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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景，讀來難免教人眼睛濕潤。人生一輩子有緣遇到兩三位值得敬愛的老師，當也無憾了。說“敬愛”，那是餘英時所說的“真正能在成學過程中發生關鍵作用的老師”。一九九一年，餘先生在短短兩個半月之內，相繼失去了兩位他“生平最敬愛的老師”，一位是錢穆，一位是楊聯升。餘先生說，他研究中國史受這兩位老師的薰陶最深。楊先生早年在清華讀的是經濟係，後來轉攻史學，在西方漢學界標舉中國現代史學傳統中成熟而健康的成分。他指出美國人研究中國史往往富於想像力，必須加以控製，否則可能“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這是一句妙語，餘先生的中譯是“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地平線上的樹林”。看到horizon一字，我不禁想起姚克先生。當年我和戴天編校姚先生翻譯的《推銷員之死》，姚先生把這個字譯為“天涯”，我們拍案叫絕！那部譯文是翻譯的典範，姚先生成了小戴和我的敬愛的翻譯老師。
（選自台灣九歌出版社《董橋精選集》）
責任編輯_楊際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