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文化已不如清代女人足下的三寸金蓮
有誰個能夠料到，同為清朝廢棄物，世人對千年科舉文化的了解竟比不上男人腦後的一根辮子，婦人足下的三寸金蓮。時至今天，有人可正確講出辮子的結打方法和功用，知道張勳複辟時辮子軍的辮子是如何神氣，辜鴻銘那句剪掉我頭上的辮子容易，要剪掉你心中的辮子是如何艱難的名言是何等的深刻；能細數三寸金蓮的由來及發展，博物館中還有實物可讓你領略它的真容。而科舉就沒有這份幸運。它成了書架最底層的一部滿是曆史風塵的線裝古籍，陳舊、錯訛而難讀。沒人願意去翻閱，更少人去細細品讀、探究。它成了電視劇中的胡編亂造，文人筆下的胡言亂語，講壇上的胡說八道，似是而非，張冠李戴，指鹿為馬。一些精神營養不足，既少信仰，又不想花費精力，卻求文史速通者，則將三五善於鼓唇弄舌、喜打誑語、善於“忽悠”、浪得虛名者奉為神明，鬼話遵若真經。長此以往，史將不史，哪還有科舉的真麵目！這是曆史的悲哀，抑或是民族的悲哀？真個是弄不明白，隻得學辛棄疾言愁，來他一個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而百多年前，雖到末世，科舉還是那麼風光，那麼神氣。金榜一出最後一個狀元劉春霖仍然馳名天下，人人豔羨稱頌，個個耳熟能詳，成為永不消歇的話題。追星族成行成列，遠勝過今日的許多歌星。雖然那是科舉造成的功名情結的外化，但也不乏對知識的尊崇，對文化的敬仰。今天，功名情結仍盤踞在中國人的心中，或激勵人們奮力向上，或誘使人們去苟且鑽營，而世人卻難知科舉真麵目，這豈不是一種諷刺？
科舉，也曾瘋狂過，曾弄得那麼多人如癲似狂，甚至人性扭曲；也曾榮耀過，曾擁有那麼龐大的追星族，曾給過多少人榮華富貴，將萬千接受了儒家道德教條的貧寒士子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官僚隊伍中，成為傳統宗法專製製度下吸收人才最為有效的途徑。雖然這條路上充滿了坎坷，偶然性與必然性並存，一些飽學之士，才情橫溢者因種種原因並不能保證入選，而一些智力平常，甚至科場作弊者也擠入了入選者之列，故有“一命二運三風水”之說。可是製度保證了它的相對公平性，它確立了一個超越等級、在學問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使各等級一視同仁地享受了“學而優則仕”的權利。故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哪一種製度像它那樣牽動過億萬人的心弦，受到過平民百姓的真誠擁戴，對中國的民族性格、心理結構、士風民俗起到過巨大的陶鑄作用。千多年來，科舉一直維持仕途的門戶開放，並藉由人才再生的周期循環，使統治階級隊伍產生了汰劣選優的效應，形成一股文化的凝聚力量。
盡管科舉製度存在許多缺陷，加上相沿日久，條規日趨繁密，於人才的束縛也愈益苛嚴，負麵效應日漸增大。但對絕大多數讀書人而言，由科舉求功名，確是最為公平，最受推崇，也最吸引人的一條路。張岱說過：“甲第科名，至豔事也。黃榜一出，深山窮穀，無不傳其姓氏。”（康熙《會稽縣誌·凡例》）在明清兩代，別說是中了舉人，更別說中了進士，即便是考中一個秀才，絕對會有人連夜摸黑走上百裏崎嶇山路去鳴炮報喜，方圓十裏都會為之稱羨不已。科舉在中國人心中造就了揮之不去的功名情結，就連胡適這樣吃過多年洋麵包，服膺西方文化，曾被人罵為洋奴的大學者，也為魯迅、周作人兄弟參加過童試卻未弄頂秀才帽子戴戴而扼腕歎息。
科舉到底為何物？從字麵上說，科舉是分科舉人，也就是分科來選拔官員。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是科舉的基本理念。它遵奉的是不論門第，不講貧富，自由報名，公開招考，論資參試，公平競爭，擇優錄取，取中授官的原則。比起隻問出身門第的九品中正製及充滿人為因素的薦舉製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千餘年間，凡言科舉可使草野寒士登進有路，不問出身，不假憑藉，白衣可致公卿，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原因便在於此。
於統治者而言，科舉是為國選才，它是捕鳥網下的那堆穀粒，可將天下英才聚而網之。
於個人而言，它是脫貧致富，顯親揚名，實現個人價值的通道。於貧寒士子而言，它是漫漫寒夜在泥濘中跋涉者手中的火把，照亮了前行的道路，給予了人生的希望與些微溫暖；它是饑饉之年，朝廷開粥廠散發給饑寒者的一碗濃稠的稀飯，給人以生命的力量，化解了士子的不滿與怨憤。故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科舉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
明代科舉為“三三八”製
科舉濫觴於隋，奠基於唐，成型於宋，鼎盛於明。明太祖朱元璋在托缽雲遊和長期的砍殺征戰中洞悉了人情的真偽，懂得人的貪欲是把雙刃劍，既可推動社會的發展，又可破壞社會的和諧安定。他懂得儒家正統思想是遏製人的貪欲，引導人們去修心養性，實現自我和諧的有效工具，關鍵在於你如何利用。於是，他精心構製，使明代科舉取士製成為既能向廣大士子灌輸孔孟之道，促使其自覺地修養，遏製貪欲惡性膨脹，又能滿足人的正當功名欲望的利器。
在朱元璋及其子孫的努力下，明代成為一個科舉世界。地無分南北，人不論老幼，家不管貧富，都豔羨科舉，把科舉看成“極榮極貴之事”，人人“猛省秀才脫殼之好處”及“秀才沒下梢之不好處”，全副身心去攻讀《四書》、《五經》，“《四書》、本經無一章一句模糊不明”，性理綱鑒亦“領略記得”，論、表、策亦“識得體段”，然後下筆，件件來得，做一個“不怕考秀才”，便可登科登第，光宗耀祖（見唐文獻《唐宗伯文公集》卷十六《家訓》）。明代社會，舉凡政風、士習、民俗，幾乎所有的角落，都彌漫著濃鬱的科舉氣息。科舉成為讀書人須臾不離的布帛菽粟，是統治階級培養、識別、控製、選拔士子的最有效的手段。
明代科舉取士製空前完備而複雜，達到一個不可企及的高峰，致使清代統治者即便雄才大略如康熙、乾隆也隻有照搬照用的份，不過隨時代變化而略加修訂而已。也使得當代許多言明代科舉者經常張冠李戴，指清為明，弄出無窮笑話。不過，隻要我們進行一番深入探究，便可吹糠見米，化繁為簡，隻用“三三八”製，即三級學校製，三級考試製，八股文寫作，便可將明代科舉製度包舉無遺。“三三八”的製度將明代科舉構建成一個係統工程。養士在學校，取士在考試，考中與否看八股文。寫作八股文是學校的主課，非學校出身者不能參加科舉，非科舉者不得授官，要想當官就得入校讀書。明代科舉製的各個組成部分就是這樣緊密關聯，環環相扣，相互齧合，缺一不可，有序驅動的。
明代三級學校豢養儲備大批應科舉的八股人才
三級學校製是明代科舉製的基礎。最高一級是中央的國子學，又叫國子監，也叫太學。中級是地方的府、州、縣儒學。初級為散布於城鄉的社學。這三級學校為明清兩代的大學、中學、小學。明代無地不設學，無人不納於教，學校覆蓋麵之廣，數量之多，世界罕見其匹。儒家正統思想，經過三級學校，普及到了千家萬戶，對改造國人思想，鑄造其靈魂，實現社會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的自我和諧發揮了巨大作用。
國子學的學生通稱監生，或國子監生，或太學生。因學生出身不同，監生名目也不一樣，計有舉監、蔭監、例監、貢監之別。
舉人會試下第，擇其優者送監讀書，以待下科再考，是為舉監。
蔭監為功臣或死難者及品官子弟，即靠父祖蔭庇而得以入監讀書者。類似今天受優待的功臣、烈士子弟，及靠父母官高權大而入校讀書的官員子弟。
例監則是平民百姓中無本事卻有銀子，花錢買指標入監讀書者，類似今天的自費生。
國子監學生的主要成分為貢監。明代貢監又有歲貢、選貢、恩貢、納貢、拔貢之別。
貢生之製，係朱元璋為解決府、州、縣學生員的出路，穩定其向學之心而創製的。在明、清兩代，地方儒學生員不能出仕，隻有進入國子學才能得官，這便是《明史·選舉誌》中的“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地方府、州、縣學生員除開應鄉試，中舉人外，別無出路。而每科鄉試舉人名額有限，年長月久，地方儒學中積壓的人才越來越多，不解決其出路問題，在校生員易生懈怠，甚至生不滿之心，會危害學校儲才以應科舉的基本國策，加上國子學也在不斷擴招，所以便實行府、州、縣學按分配的指標向國子學貢獻學生以解決資深秀才出路的製度。這便是貢生的來由。
府、州、縣學每歲按定額貢士於京，入國子學肄業，故稱歲貢。各學歲貢的名額屢有變動，弘治、嘉靖間定府學每年貢二人，州學二年貢三人，縣學每年貢一人，遂為永製。歲貢初定“必考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充當，但法行日久必生疲弊，其後但以食廩年深者出貢，所以歲貢多年老衰頹之士。他們自己也唯願去當教官而不願入監讀書。不過，歲貢的學問還是好的。因為他們都是資深廩生，而廩生不是終身製，在提學使主持的三年二考的歲試、科試中考優等者才能保住位子，學問不好，就當不了資深廩生。
歲貢因係挨次而升，衰疲不振者十常八九，且隻講資格，英才多滯。為彌補這一缺陷，每三年或五年進行一次考選，不分廩膳、增廣生，都可參加，是為選貢。選貢既看考選時的成績，又看平時成績，以學行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充貢。選貢既不拘資格，各式生員都可參考，兼顧平時，選優充貢，所以選貢多英才，入監讀書課試輒居上等，撥曆諸司也有幹才。但萬曆時以非祖製而罷停。至崇禎年間通考府、州、縣學生員，各取一人，貢入國子監，名叫拔貢。拔貢為所有生員中擇優考選，各學隻取一人，故多英才。
恩貢為國家慶典之際，或有新君登極詔書，即以當年應出貢的歲貢正貢充當之，而其次即為歲貢。
納貢即在學生員不想熬年頭挨貢，更不想受地方儒學三年兩試的小考之苦，家中又有幾個錢，便自己出銀子買個貢生指標而充當者。納貢與例監的區別在於，納貢必是生員，而例監則隻要老子有錢，管他什麼學問不學問，哪怕是目不識丁，都可援生員之例，納貲入監。這些人稱為民生，又叫俊秀。若肯用功，將來還有出路。但這種人都是財大氣粗者，有錢而不願吃苦讀書，無法考個秀才，麵子上不好看，所以才去花錢買件監生襴衫穿穿，混上幾年，也可弄個官兒當當。即便當不了官，有了監生頭銜，見了縣官可以不跪，死後神主牌位上可寫太學生或國學生頭銜，總是光彩事。不過，例監之設，流品漸淆，國子監生的素質下降，帶累整個國子監生隊伍都為世所輕。例監的尷尬處境，從其得官情況即可看出。同處太學，舉監和貢監可得選為府的佐貳（府丞、同知、通判），以及州、縣官，府、州、縣學教官。蔭監得選為中央部（六部）、院（都察院）、府（詹事府）、寺（太常寺）、司（通政司）等處小京職。二者均為入仕的正途。例監則隻得選為州、縣的佐貳（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布政司、按察司、府的首領官（如典史之類），小京職如光祿寺、上林苑之屬，且終身成異途，受盡白眼。納貢視例監稍優，其實沒多少區別。這也是花錢買指標混文憑者應得之報，可見明代統治者中還是有明白人。
監生在監，吃穿住全包，監生的校服襴衫，還是朱元璋和馬皇後親自設計的。有老婆孩子的，可攜來陪讀，另有紅倉供給食米。學生還有探親假，不僅發給路費鈔，還特發新衣一套，讓他們穿得光光鮮鮮地回去，享一享衣錦還鄉的滋味。春節、元宵還另發過節費。
不過，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既然給你吃好喝好穿好，那你就得認認真真讀書，規規矩矩做人。朱熹注的《四書》、《五經》是欽定教材，八股文是必修功課。因為監生以應科舉、中舉人為前程之首選。考不中舉人，走不通科舉之路，才去曆事當個小官。五十六條監規，是學生必須嚴格遵奉的行為規範，一旦違反，輕則痛杖，重則充軍殺頭。在這麼嚴厲的政策下，學生們隻得規規矩矩按監規約束、塑造自己。
國子監的管理人員與師資隊伍的水平一般都較高，足以勝任其職，特別是祭酒（即校長）一職，多為有德有學之士，許多堪稱名師。隨著科舉的日益受重視，進士與舉貢分為二途，卿相皆由進士出，於是在學的人才皆願走科舉之路，人才也大多被科舉所網羅。科舉日益重，學校便日益輕，結果欲培養綜合型高級人才的國子學主要成了科舉人才的儲備之地，使得其教育功能受到破壞，學校的養士作用便逐漸喪失。監生也成為一種資格，一可出應鄉試，二為候選官吏。
地方府、州、縣儒學為三級學校製中的中級學校。府學以教授為主官，相當於校長，一般以進士擔任。州學設學正，掌一學事務，實際上即是後來的校長，一般由舉人擔任。縣學校長叫教諭，一般由貢生擔任。府、州、縣學均有訓導，相當於副校長，主管教學，大多由貢生充任。地方儒學以《四書》，主要以《五經》六科（禮、樂、射、禦、書、數）教授學生，以八股文寫作為日課而月程之。
府、州、縣學的學生叫生員，俗稱秀才。明、清兩代生員分為三等，即廩膳生員、增廣生員、附學生員。
其始，各學生員數額有規定，這些人國家月給廩米六鬥作廩膳，家中可免二丁差役，故稱廩膳生員，簡稱廩生。二等為增廣生員。因到後來，讀書人日益增多，在原定名額之外又行增廣，今天叫擴招，這些人便叫增廣生員，簡稱增生。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於額外增取，說白了是再度擴招，附於諸生之末，故叫附學生員，簡稱附生。增廣生員和附學生員不食廩，但廩生不搞終身製，在三年兩次的歲、科試中，若原有廩生成績不好，便會降等，不再享受公費，而改由成績考為優等的增廣生員遞補，空出的增廣生員名額則由附生中歲考為一等前列者補充。明代便是用這種激勵機製來鞭策地方儒學生員發奮讀書的。
增廣生員和附學生員雖不食廩，但家中均可免二丁差役。可別小看了這項規定，明朝裏役負擔很重，一個有二十畝田地的中農，若家裏不出個秀才，一輪到裏役，便非傾家蕩產不可（見《溫寶忠遺稿》卷五，《士民說》）。當了秀才，還有法律特權，他們犯了法，非經學校除名，不得用刑打屁股，在縣、府衙門上見了官不必下跪。秀才出門，可叫門鬥張著油傘引路，頗有幾分準官員的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