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西方國家多黨民主的五大製度困境
政黨動態
作者：柴尚金
麵對持續不斷的金融、債務和社會危機，西方國家的“製度自信”備受打擊，不得不承認“資本主義病了”，市場經濟“失調”，政治體製“失靈”，西方政黨功能蛻變，政黨政治與民主漸行漸遠，多黨民主深陷製度困境。
程序化的選舉製度遠離民主
曆史上，政黨與民主是孿生兄弟，相互依存，沒有政黨間的競爭性選舉，也就沒有西方民主政治。盡管政黨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政黨與民主在現實中又存在著內在的博弈關係，一方麵政黨有主宰民主、銷蝕民主的衝動，民主選舉變成政黨間的利益博弈。西方文化強調個體本位，不相信有人會從整體的利益出發。它所設計的多黨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相互競爭的基礎上，通過競爭來實現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平衡。雖然政黨功能是要整合各種利益、平衡不同關係，在代表本階級根本利益的同時，還要協調全社會利益，不斷拓寬黨的社會基礎，但在現實中這是很困難的事情。政黨作為特定利益群體的代表，更為關心的是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追求的是選票。印度的計劃生育政策雖有利於國家長遠利益，但至今無法順利推行，原因在於敢於提出這項政策的政黨肯定會在選舉中敗北，沒有哪個政黨敢冒此風險。出於競選現實利益的需要，參選政黨往往關注當前，而置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於腦後，民主僅成為追逐狹隘利益的遮羞布。各參選政黨的候選人不是從國家整體、長遠利益出發，而是以本黨價值理念為標準來決定競選方略，以個人好惡來評判是非好壞。參選的政黨為了多拉選票，會使盡各種招數討好選民，可謂“好話說盡”。選票成為他們的敲門磚，一旦敲開了權力大門，所有對選民的許諾就變成一紙空文。另一方麵，民主日益程序化，民主形式背離其實質，走向極端民主。西方民主製度強調競爭，重視程序民主。從表麵看，參加選舉的候選人是由各政黨推舉出來的，他們同台競爭，結果由選票決定，選舉程序公開、民主。今天的西方政黨政治實際上是選舉政治，議會民主成了選票民主，選票成為政客“登基坐殿”的敲門磚，按照選票多少排座次的“民主”規則發展到極致。在民主的程序下，選舉隻是一種形式，拉選票是保證選舉成功的唯一途徑。為了多拉選票，政客們會使盡各種招數討好選民，可謂“好話說盡”。如此做法，使得選舉遠離民主，徒有形式，以民主為天職的政黨反而變成選舉政治的傀儡，僅為一架選舉機器而已。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時，大談“變革”，宣稱要讓每一位在美國生活的人都平等享受醫療、教育、住房等社會福利保障，但過了一個任期，競選承諾不是成了泡影，就是打了折扣。這種為撈選票而言而無信、罔顧民眾利益的行為，背離了西方多黨民主設計的初衷。西方民主隻重視程序民主，將民主等同於選舉和多黨競爭，而且將選舉被神聖化，簡單化。選舉不能保證可以組建人民希望的政府，也很難保障民眾民主權利的真正實現。執政黨上台後也不可能俯身與競爭對手進行民主協商，共襄治國大計。這樣的民主，對於廣大老百姓而言，就好像是在地攤上買東西，盡管有競爭、有選擇，可還是買不到優質的產品。英國一學者指出，西方多黨民主側重於程序，而非實質。它不能擔保產品質量的合格，隻能擔保其生產過程的正當。這種選舉的結果背離了民主的實質，導致品質低下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被推上曆史舞台。既然西方民主隻是一種規則和程序，因而不是萬能的，如果將其視為“萬能的鑰匙”，把“程序正確”提高到至高無上的神聖地位，必然會使西方民主製度陷入困境。事實上，西方一些國家的問題都是由於片麵的民主造成，如“選民是上帝”導致國家決策短視，“人權至上”帶來公民權利的濫用。多黨製民主和人權的變異，放大了個人、團體利益和短期利益，損害了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在美國近幾次大選中，共和黨和民主黨候選人都打愛國牌，迎合國內少數人的利益關切，拿中國說事，激化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從而為自己多拉選票。他們的短視最終會影響美國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在多黨劇烈競爭條件下，美國兩黨都很難做出讓步，無論是誰執政，都無法承受“賣國”的罵名。一些政客往往利用少數人的利益關切“綁架”民意，導致民粹主義泛濫。
失序無為的議會民主效率低下
議會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核心，也是西方自認為優越其他政治製度的地方。西方憲法規定，議會有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和監督權，但議會民主的主體是各持異見的政黨，議會行使立法與監督權力的議員是各黨推選出來的，議會選舉也是由政黨來實施完成的，離不開政黨。西方設計多黨製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多黨競爭來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防止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的過度不平衡，以各黨製衡來遏製少數人濫用權力。但這一設計缺乏對多黨同台競爭進行管理的有效措施，監督者自身沒有製約。西方議會是政黨角逐和政治分肥的主要場所，政黨紛爭隻論黨派，不問是非，惡鬥不止，導致議會立法效率低下，對政府的監督失效。如在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議會內的黨派鬥爭愈演愈烈，議會立法舉步維艱，一些重大法案得不到議決，甚至出現議會會期停擺的難堪局麵。印度2012年夏季議會原定20天，擬討論48項議案，但因朝野鬥爭激烈，互不相讓，僅開會6天就提前結束，期間隻通過四項一般法案。國大黨為首的執政聯盟大力推動的銀行改革、養老金改革、保障糧食安全、征地等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議案均未能討論，胎死腹中。這次會期被印度媒體批評為印度獨立以來最差的議會會期。由於議會中的大黨惡鬥，達不成妥協，政府經常難產，甚至出現長期無政府局麵。例如，在荷蘭1972年大選後，各黨用了164天才達成組成聯合政府的協議。比利時在2010年大選後，各黨派多次未能成功協商組成政府，遭遇了540多天沒有正式聯邦政府的無政府危機。蘇東劇變後，蒙古國也改行多黨民主製，但20多年來黨派衝突一直沒有消停過，執政黨頻繁易位，議會立法和監督權威不斷下降。麵對債務危機，歐洲的執政黨和在野黨都隻是打危機牌，將危機視為打擊政敵的機會，並不會真的坐在一起共商克服危機之策。盡管歐洲福利政策弊端明顯，但各黨都不敢對這一福利製度動刀，誰改誰就是自尋死路。大選時，不管哪個黨都向選民許諾增加就業，提高工資和社會福利水平，但錢從何來，如何籌錢提高福利，則語焉不詳。不管誰執政，都不可能削減福利，也不能增稅，最後入不敷出，隻得借債，搞赤字，政府債台高築，債務危機不可避免。既然執政黨和反對黨都不可能去解決危機，反而加重危機，所以民眾蔑視議會，不相信政府和政黨，這種失望情緒一次次點燃民眾抗議的怒火。作用不彰，效率低下的西方議會一直被人稱為“清談館”和“角鬥場”，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實際上是各幹各的，相互製衡的目的可以達到，但出了問題誰也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