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石中英教授之邀，欣然答應編選這部個人學術自選集，但主要出於以下幾方麵的原因。第一，通過這個自選集可以警醒自己的學術研究更加規範化。我在最近兩年給研究生開設《學術規範導論》這門課，每上第一次課的時候，我都會表達這樣一個觀點，即學術規範首先要解決研究的邏輯問題，這種邏輯是由兩個部分構成的，一是研究成果的邏輯，從選題、研究問題、文獻回顧、概念和理論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過程、研究結論乃至文獻索引或參考文獻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二是任何一位研究者，從他發表第一個研究成果或開展的第一個研究項目到最後一個研究成果或研究項目在內在關係上也應該具有邏輯性，而這種邏輯性還取決於兩個條件，一是研究對象，二是理論旨趣，它們之間是統一的。比如，我們可以選擇“社會理論”作為研究教育的視角，既可以用它來研究高等教育，也可以研究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這就意味著，一個研究者的學術成果是可以進行知識建構的，是可以被認識的。之所以對研究生表達這樣一個的觀點，是因為我認為當前我國教育研究存在著以下四個急須要解決的問題。第一是問題意識淡薄。任何一項研究都始於選題後的研究問題，研究問題是用“問號”來表述的，這麼一個簡單的要求卻在我們的教育研究中，包括課題論證報告、文章寫作、學位論文的寫作等，被遺忘了。沒有研究問題何來研究對象，沒有研究問題何以選擇研究方法？沒有研究問題何來研究內容？第二是邏輯不清。這種問題普遍地表現在選題和研究內容之間的邏輯不清，多年來的學術期刊審稿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太多的文章選題與研究內容之間缺乏邏輯性，比如曾經審稿過一篇《教師學習理論研究》的文章，這個選題在內容上都是西方學者在教師學習這個主題上的觀點，實際上它是一篇有關“西方學者關於教師學習理論”的研究述評，可是選題是作者要研究的，顯然存在邏輯混亂的現象。邏輯不清還表現在課題申報填寫、學位論文寫作等學術工作中，通常選題的研究問題與文獻綜述、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研究問題與研究內容、研究問題與研究結論等之間沒有邏輯關係。第三是理論個性化不強。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發展知識，知識是可以生產、傳播、消費和使用的，不管這種知識是誰的，或誰來使用，但知識還需要通過概念、定理、公理等表述來體現，最終以概念為邏輯起點的理論建構來呈現的。從概念到理論需要一個艱苦的探索過程，學術研究者總是在自己選擇的概念到理論的建構中從事著學術工作的，從而展現出顯著的個性化特征，教育研究中缺乏這種鮮明的“概念—理論”的個性化表現，我通常會向學生提醒“不要研究素質教育”，因為素質教育的文獻“汗牛充棟”。這一個“素質教育”概念實在無法讓人進行知識建構，更不用說有個性化的學術思想可以梳理。誰是素質教育研究的知識權威？且不說權威，即使個性化的有思想的研究成果都無法略舉一二。第四是學術規範不夠。學術規範是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熱點領域之一，而教育研究界出奇的“不在場”，讓人有些驚訝，難道教育研究的學術規範已經做得很好了嗎？其實不然，我們通常會有這樣的印象，學術研究的引文規範中隻引外文，不引中文的，尤其不引中國教育研究者的成果的，隻引自己和自己導師的，不引別人的研究成果的比比皆是。我們還可以看到，有文獻綜述的文章寥若晨星，即使在文章開頭與此選題的相關研究的解釋和說明的成果也難覓影蹤，更不用說有這個選題的知識譜係了。所有這些問題嚴重到一位學者出版了十幾部、甚至幾十部著作還無法成為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論家的悲哀！在我國的教育研究者當中，跨越教育研究幾個甚至更多的亞領域的學者太多，缺乏的是在某一個亞領域終其一生的研究者。通常我們在總結一位學者的學術成就的時候隻能以數量或“學術成果名稱”（僅此而已）來評價，而無法從學術領域內部提出何種理論去評價，這恰恰成為我國教育思想匱乏的表征，那麼如此的學術研究如何去追求教育知識的創新呢？
首先，這部自選集也算是給自己提一個醒，作為一名年輕的學術工作者意識到這些問題並不難，但努力去避免或解決這些問題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好在努力地去工作，從點滴開始。如果這本自選集反映了些許工作，那麼可以成為我今後繼續努力的基礎了。
第二，通過這個自選集可以更加明晰我個人未來學術研究的方向。學術研究需要興趣的，這種興趣不隻是喜歡，更多的是理論旨趣。本自選集的書名采自本人發表的一篇文章，即書中的第一篇《論民族國家和比較教育研究》。這個書名表達兩個概念，一是“民族國家”，二是“比較教育研究”。“民族國家”貫穿著全書，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的學術研究的概念是“民族國家”，它成為我研究比較教育的一個核心概念，它成為我思考教育問題的一個“視點”。問題是為什麼要使用這個概念呢？我的回答是，首先這個概念來自於我的博士論文《歐美國民教育理論探源》（朱旭東.歐美國民教育理論探源——教育製度意識形態論［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論文構建了一個“人（愛國者和公民）、民族和國家”三維概念圖來理解國民教育理論，從此這三個維度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學術思考框架中。隨著自己知識積累的增多，尤其是從外國教育史研究轉入到比較教育研究的過程中，逐步地從“國家”轉變到“民族國家”的概念，它更多包含了文化和政治意義。單純的“國家”概念是單一的政治意義，表達了權力、權威，而“民族國家”卻有了文化意蘊，賦予了現實世界中的一種普遍的存在形式，也就是“現代國家都是以民族國家為形式而存在的”。其次，使用這個概念還出於我國教育研究，尤其是教育原理或教育學中“國家”、“民族國家”概念的缺位，個體（學生）和社會兩個概念成為構建教育原理或教育學的基本來源。事實上，教育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須臾不能離開，如果說比較教育研究要為整個教育研究貢獻知識的話，那麼在民族國家視野中的教育研究所提供的知識便是明證。這在本書的第一編中有多篇文章論證了這個觀點。另外，我不太認同單純地從“人”（心理學視野中）的角度去談教育的理想，甚至“無政府主義”地談論教育。再者，使用這個概念可以拓展我們的研究視野，“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有太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間了，我們可以從與此相關的概念中來證明，民族（nation）、種族（race）、族群（ethnic group）、國家（state，country）、人種誌（ethnography）、民族主義（nationalism）、民族性（nationality）、族群性（ethnicity）這些概念既可以是政治學的，也可以是人類學的，既可以是民族學的，也可以是文化學的，難道不能成為教育學的嗎？教育學中有民族教育學，其實我國構建的民族教育學準確地說是族群教育學，同時也有太多的教育問題可以與這些概念緊密聯係了，如民族主義。中國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尤其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推翻清王朝時代，還是抗日救國時期，抑或是和平建國的時候，民族主義都是推動曆史發展的重要動力因素之一。這種動力同樣在教育領域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我們的教育學卻置之不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終極推動力視角下沒有了民族主義，這是需要我們補課的。另外，我也不主張無“民族國家”的“學校文化”的討論，如果在學校文化的研究中有“民族”、“族群”概念，那麼我國廣大的少數民族（ethnic group）地區的學校文化便是民族國家的文化和族群文化並存的文化。最後使用“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具有比較教育學科建設的意義。長期以來，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比較教育學在研究對象上總是得不到身份認同（identity），也沒有自己的學科概念體係，其實在英語文獻中，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是一個特別顯眼的概念，甚至可以說，比較教育學是在這個概念的話語體係中成長的，我們沒有意識到它的獨特性或者建構成為比較教育研究的對象，這裏national這個詞赫然於紙上，無疑是民族國家範疇的，因此我們不可不重視“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對於比較教育學科建設的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