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是個學術界聚訟紛繪的問題。三年前，文史界關於施耐庵其人，曾熱烈爭論過，筆者不才，曾寫了《施耐庵故鄉考察散記》（刊於《光明日報》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史學”）和《施讓地券與〈雲卿詩稿〉考索〉》（刊於《學術月刊》一九八二年七月號），參與討論。在筆者看來，由於某種原因，那場討論後來並沒有完全按照正常軌道進行下去，因而也就不再寫文章；好在可研究的學術課題，真是多得不可勝數。現在看來，總的來說，我確信蘇北今大豐縣白駒鄉有位施耐庵著成《水滸》的觀點，並沒有改變。對於那種說《水滸》是南宋人、或元朝人所作的觀點，實在不敢苟同。一部好的文學作品，總是作家所處社會環境的一麵鏡子。作為我國古代傑出的現實主義文學巨著之一的《水滸》，明顯地反映了明代的社會風貌。全麵地論述這個問題，斷非本篇所能容納。這裏，且舉兩例：
蒙汗藥：《水滸》裏經常寫到蒙汗藥，撒人酒中，誰喝下去，頃刻“望後撲地便倒”，真是驚心動魄，神奇至極。建國初期何心先生的《水滸研究》，已經注意到蒙汗藥問題，引了幾條史料，但並未能將蒙汗藥的謎底完全揭開。猶憶七年前，我在上海與科技史專家友人胡道靜先生聊天時，他認為把蒙汗藥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對於中國古代科技史，將是很有意義的。後來，我把讀書時所得，寫成《蒙汗藥之謎》（刊於中華書局版《學林漫錄》一九八〇年初輯），求教於學術界。近幾年來，讀書時又偶有所獲。現在可以斷言，蒙汗藥在明代社會是風行一時的，連蒙汗藥的解藥，也確實在使用了。
就管窺所及，史芨中較早提到蒙汗藥一詞的似為明代成化年間的郎瑛。他在書中載謂：“小說家嚐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複有藥解活，予則以為妄也。又《桂海虞衡誌》載，曼陀羅花，盜采花之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也。據是，則蒙汗藥非妄。”這裏，郎瑛斷言蒙汗藥並非小說家虛妄之談，並將此藥與曼陀羅花掛鉤，是難能可貴的。古代史料和現代藥物學都已充分證明，曼陀羅花，在明代又名風茄兒、山茄子、顛茄，今稱洋金花、風茄花，是具有很強的麻醉性能的，萬曆時的文人沈德符曾這樣寫道：“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黃龍，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又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麵目。其稱貴公子、大富人者，日飲蒙汗藥，而甘之若飴矣。”據此可知，蒙汗藥一詞，成為當時人口頭上頗為流行的貶義語。這條史料，是蒙汗藥在明代風行天下的一個佐證。
蒙汗藥的解藥是什麼？明清之際的方以智，曾記載了一個案例，謂：“魏二韓禦史治一賊，供稱：威靈仙、天茄花、精刺豆，冬飲則迷，藍汁可解。”天茄花是曼陀羅花的別稱。據此可知，藍的汁，是蒙汗藥的解藥。事實上，宋人洪邁在《夷堅誌》中，即已指出藍能“解百毒，殺諸蟲”，明代的謝肇浙，特予轉引；藍汁既能解百毒，解用曼陀羅製成的蒙汗藥之毒，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關於此問題，筆者已撰有《蒙汗藥續考》，將在《學林漫錄》刊出，此處不贅述。
牛二：《水滸》中曾描寫市井流氓。諢號“沒毛大蟲”，在街頭蠻不講理、胡作非為的牛二，更是個典型。有趣的是，明代萬曆年間，北京城裏有個橫行霸道的流氓，名字就叫牛二。當時的“巡視西城，陝西道監察禦史鄭銳”，曾經給皇帝上了一道題為《棍徒結黨虐害良善淩辱大臣疏》，其中敘述北京城中的流氓“韓朝臣等平日倚恃錦衣衛聲勢，結義十弟兄，號稱十虎，橫行各城地方，非朝夕故矣。在西城則有李七即李拱在南城則有李二、景永受焉。在中城則有牛二焉。挾眾逞凶，淩虐平民，賭博局騙，霸占巢窩之類，難以枚舉。姑即其甚者言之，為奪人妻女，則李拱有陳愛兒……牛二有陳香兒，各婦見在可證……大為都城之蠹”（《伯仲諫台疏草》卷下）。顯然，像牛二這樣的流氓，橫行霸道，確實是都市生活中的蠹蟲。需要指出的是，流氓並非始於明代，大體說來，牛二之流的孳生史，是與城市發展史同步的。但是，明代自成化以後，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中、小城鎮勃興，這在江南地區，尤為明顯。隨著城市的發展，作為城市經濟的寄生層，流氓也就日益繁衍起來，至明中葉後，無論南方還是北方的城市中，流氓為患，成了社會問題。萬曆年間北京城中的牛二，與《水滸》中的牛二同名，當然是個巧合。但是，透過《水滸》中的牛二，以及北京城中的牛二，表明了《水滸》反映出明代社會的一個側麵——流氓階層，則是顯而易見的。
1984年秋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