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類似施奉橋地券的珍貴文物，非止一件。3月19日，在興化縣政協老同誌的座談會上，縣教育局許勤同誌給我看了施耐庵兒子施讓地券銘文抄件，以及施耐庵四世孫施廷佐墓誌銘原件。施讓地券，早在1962年清理施讓墓時就出土了，有關文物部門也派人去看過，並拍了照片，原件後來放在興化縣文化館。可惜的是，在十年動亂中，這塊地券又不知去向，現正在查找中。銘文計238個字，它的重要學術價值，是在於證實了五十年代初期發現的施氏族譜和這次發現的《施氏家譜簿》中所錄的“淮南一鶴道人”楊新撰《故處士施公（即施讓）墓誌銘》的真實性。過去，學術界有人懷疑這篇墓誌銘是假的，因而其中“先公耐庵……隱居著《水滸》自遣”的重要記載，也就被輕易否定。
從施讓地券看來，立券的時間，銘文開頭明確記載：“維大明景太四年二月乙卯朔，越有十五日壬寅”。這與楊新撰施讓墓誌銘末署時間“景泰四年歲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完全相同。這就充分表明，楊新撰施讓墓誌銘，與立施讓地券，是在同一時間，地券銘文，說不定也是楊新起草的。盡管1962年清理施讓墓時，並沒有發現施讓的墓誌銘，其原因不外乎是：事實上，施讓墓早在1958年農民平整土地時即被發現，到1962年有關部門聞訊去清理時，僅剩殘墓，除朽棺一口、地券一塊、部分碎瓷外，未見它物。但是，這並不排斥有人早在1958年剛發現施讓墓時，即已拿走施讓墓誌銘的可能性。當然，也有可能楊新寫好墓誌銘後，施家由於經濟或別的原因，沒有刻石，僅僅在羅地磚上刻了地券，而墓誌銘的文字被保存下來，載人家譜。這種現象在明清時期的家譜中，也是司空見慣的。顯然，有了施讓地券銘文的物證，楊新在距今529年前關於施耐庵在白駒隱居著《水滸》的記載，應當是真實可信的。關於施廷佐墓誌銘，《光明日報》2月10日刊載的《施耐庵重孫墓誌銘在興化發現》，已經作了介紹，此處從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在鹽城地委宣傳部宣傳科長曹晉傑處了解到，他在1979年8月初，與大豐、興化二縣宣傳部的同誌，去白駒采訪時，即在興化大營公社施橋大隊，發現了施廷佐墓誌銘，並抄下銘文中的開頭二行及末署時間的文字。沒有想到，在他們走後，墓誌銘未能及時送往縣文化館保護，在社員施應滿家中被當作磨刀磚用，等到大豐縣調査小組去年12月2日在施應滿家看到這塊墓誌時，大部分字已模糊不清。因此，赤布在《光明日報》報導的施廷佐墓誌銘文，遠非全貌，對照曹晉傑抄下的文字，少了一些字，而且有些字是帶關鍵性的。對此，筆者擬專文考證，這裏不詳述。由此我們想到，普及文物知識，宣傳保護文物的重要性，在蘇北的某些農村，直到去年12月初，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致施廷佐墓誌銘這樣重要的文物，遭到嚴重損害，使人感到太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