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生於1979年，浙江諸暨人，在《天涯》、《文學界》、《鴨綠江》、《福建文學》等刊發表小說若幹，現居寧波。
我告訴父親母親還有新婚不久的妻子，我要去北京考中央戲劇學院，他們都覺得我瘋了。其實從單位辭職開始，我已經決定要闖一闖這條路了。
吃飯的時候，誰也沒說話，他們知道一個過了年就三十歲的人不會像小孩那樣僅僅是說說而已。飯桌上的氣氛僵得跟生鐵似的，又冷又硬，母親一臉困惑地看著我，終於忍不住開口了：“你已經讀了那麼多年書，怎麼還想去讀？讀書不都是為了有個好工作？”我心平氣和地說，“媽，你不會懂的。”父親突然一摔筷子說，“就你懂！你說，你去考那個學校圖什麼？”我看到妻子受到了驚嚇，手中的筷子險些掉到地上，驚慌之後，她的眼睛裏有了淚花。我拍拍她的肩膀說，“沒事！吃飯！吃飯！”
父親更為惱火，我長大後很少看見他發這麼大的火，黑紅的額頭上青筋凸現，頭發稀稀拉拉的卻很混亂。我淡淡的，但是很認真地說，“我想當演員！”父親站了起來，我看到母親和妻子都用擔憂的眼神看著他，仿佛他還會像我小時候那樣，揚起手就打下來。
過了一會兒，父親並沒有打下來，也許他覺得我太大了，再打下來他會很丟臉，我隻聽到他重重地歎了聲氣，那憂傷和無奈的聲音聽起來很衰老。之後我聽見父親說，“你都幾歲的人了？怎麼還做這樣不著調的事！”
我說，“正因為機會不多了，我想趁著年輕趕緊去試試。”父親聽了我的話，顯得有點沮喪，他說，“你哪點像演員？我跟你娘生不出當演員的兒子來！”說完這句話，我看見他的眼睛猛然間多了很多血絲。
我知道解釋下去，結果可能會變得更糟，我也知道這個時候讓他們再為我擔心，我這個兒子確實有些不孝。我站起來，跟他們說，“你們吃吧，我去收拾行李，明天早晨八點的火車票我已經訂好了。”
我做事情從來都是這樣，決定了就毫不猶豫地去做，他們應該了解我這個脾氣，在我起身離席的時候，母親突然抓住了我的手，她指著我妻子說，“你走了，曉雨怎麼辦？”我看到妻子的眼淚突然滾了下來，那一刻，我的心裏也酸楚楚的，我說，“不管成不成，我都會回來的。”
母親說：你怎麼說走就走，就不能再過幾天？
那天晚上，我抱著妻子，感覺到她在我懷裏微微地顫抖，這個時候了，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她突然在黑暗中說了一句話，“你真的做了演員，我們會不會離婚？”聽到她這麼說，我吃了一驚，我問她：“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她不作聲了，我拍了拍她的後背，“告訴我！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她大概在黑暗中抬頭看了我一眼，輕輕地說，“電視不經常在放嗎？踏入這個圈子後，男男女女的關係很複雜，一不小心就會弄出不正當關係來的。”
我笑起來，我告訴妻子，我去考中戲不是做明星，是做演員！妻子說，這有區別嗎？我點了點頭，我讓她記住我說的這句話。
第二天上火車的時候，我故意沒有回過頭去看前來為我送行的母親和妻子，母親在身後喊，“到了北京給家裏來個電話，衣服要穿得暖和點……”我一直背著她們應著，母親好像有喊不完的話，我知道她其實是想讓我回過頭去再看她一眼，但我不忍心，看著她們，我也會難受的。登上火車車廂的台階時，妻子突然衝上來一把抓住了我，把一包煮熟的茶葉蛋塞到了我手裏，“媽說讓你路上吃的。”我苦笑了一下說，“怎麼還跟我上大學時一樣？”妻子直勾勾地看著我說，“帶上吧！”
這時，檢票的列車員催我上去了，排在我後麵的人因為我突然堵在門口也紛紛抬起頭來看我，我對妻子說，“你回去吧，把爸媽照顧好！”她狠勁地點著頭，大概她本來還想問我什麼話的，從她拚命的眼神裏我看得出來，像被什麼東西堵著，一個勁地咽口水。我稍一猶豫，就顧著她點頭的工夫，走進了車廂，我不知道車子外麵她是不是哭了？
在火車上，我一直想著她，想著她要問我而沒問出來的那句話，也許是問我什麼時候回去，也許是我第一次考不上，會不會留在北京繼續考下去，也許是另外的什麼……
車廂裏很擁擠，每到一個站，就會上來很多人，這其中大多是準備回家過年的農民工，他們的包袱都特別鼓，裏麵塞滿了棉被和禦冬的衣服，我覺得帶著棉被和冬衣回家過年很溫暖，我卻留了一個並不溫暖的春節給自己的親人……
這列從南方開往北京的火車在淮北平原上飛馳，我的心情開始慢慢平複下來。
火車每到一個停靠站，我的思維也會跟著慢下來，我靜靜地看著那些農民工背著包袱拖兒帶女地上上下下，不由自主地出神。隨著離北京越來越近，這樣的農民工仿佛一瞬間都走完了，我也記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站下完的。車廂內依舊有很多人，但空氣中似乎少了點溫度，漸漸能聞出汙濁的香煙味，腳丫子味，還有發脹的泡麵味。
火車駛入北京城的汽笛聲像一聲長長的歎息，漫長的旅途終於結束了。廣播中那個列車員的聲音依舊不帶一絲疲憊，口齒清晰地複述著幾句流利的祝福，我已經沒有心思聽她說話了。
朝思暮想的北京城到了！我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手上拎好了取下來的行李。車廂裏的人也開始熙熙攘攘起來，廣播裏仍舊響著那首悠揚的《回家》，像一個諷刺！我看著窗外莊嚴大氣的北京城，想起了已經遙遠的父母親和妻子！
我掏出手機，撥通了家裏的電話，響了兩聲之後，妻子接了起來，我說是我，她在那頭有點激動，我想她的臉又紅了，她略帶緊張地問，“你到北京了？”我說是的，她說，“那還挺快的。”隨後我們陷入了短暫的沉默，來北京在火車上待了兩天一夜，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度過的。
我說，“爸媽好嗎？”她說，“在旁邊呢，我讓他們聽電話。”我說不用了，電話已經到了母親的手裏，母親還是有很多叮囑，我都一一應允下來。我猜想她在過去的那個晚上都在想忘了叮嚀我的話，這會兒一字不落地全說了出來，她還告訴我，父親現在還在生氣。就快過年了，這事落到誰頭上都會生氣！我說，既然來了，總要試一試的。
打完電話，車廂裏的人已經走光了，隻有兩個乘務人員還在清理衛生，她們都拿怪異的眼神看著我，看著空蕩蕩的車廂，一種被人遺棄的感覺也奇怪地冒出來了，我趕緊提了自己的行李往車廂外走。
下了火車，北京的風還是讓我大吃一驚，在來的路上我已經不止一次暗暗地告訴自己北京會很冷，但這密集的大風還是刮碎了我一層層累積起來的心理防備。我抬起頭看看天空中太陽依舊高懸，照在身上沒有一點溫度，那些風看得見，在車站的空地裏“呼呼”地響，一碰到身體就像挨了鈍刀，真有種割肉的感覺。我從行李袋中拉出了一件棉襖，趕緊套在身上，還是冷！我又把脖子往領子裏縮了縮，估計有幾分乞丐的模樣了。
似乎每個城市的火車站出口都有賣地圖的人，而且這些人也長得出奇地相似，一般都是五六十歲的婦女，衣服灰調，長相平庸，甚至回憶起來都粗枝大葉、模模糊糊。不過北京賣地圖的阿姨還是給我留下了一個特別的印象，她幾乎一眼就看出我是第一次來北京，舉著地圖跟我說，“小夥子，買張地圖？”我猶豫著往前走了兩步，她就跟上來了，一邊走一邊跟我說，“買吧！北京城這麼大，不買地圖您找不著北的。”我看了她一眼，“多少錢一張？”“三塊！”她一邊飛快地從懷裏抽出一份，一邊就開始笑上了，“我知道您會買的，小夥子，大過年的來北京幹啥呀？”
我哈著氣說，“考試。”她看了看我，“考演員？”我有點驚訝，“你怎麼知道的？”她嗬嗬地笑起來，“像您這樣的人多呢，每到春節這段時間，天南地北地趕來，每年都這樣。”她頓了頓又問，“您一個人來的？”我說，“是啊，有什麼不對嗎？”她憨憨地笑著說，“沒有，沒有！很多小孩都由家長陪著來，有的隊伍還挺龐大的……”
她突然話鋒一轉，“您考電影學院？”我搖了搖頭說，“不是，中戲！”她說，“哦，那在地安門那裏！”她在地圖上指給我看，“就在這，記住！出了站先乘24路，在東四九條站下車，然後換乘118路，在鑼鼓巷站下車，走進去就是了。”我趕緊對她說了聲謝謝，其實她說的那幾個站名我都沒記住。
她說，“您要不再買份報紙吧，晚報，剛出來的！”我知道不好推辭，笑了笑說，“好吧，多少？”“五毛！”她又塞給我一份報紙，臨走的時候，她誇我了，“小夥子，您人不錯，考演員要加油啊！每年來考演員的小夥子都很帥氣，姑娘們也都俊俏，不過像您這麼好的人不多。”
我還是聽出來了，她嫌我長得一般，不過她的熱情和質樸感染了我，我說，“謝謝啊！”她一邊搖著手說，“甭客氣，甭客氣！”一邊又往出口處走去，老遠了她還拋過話來：“小夥子，您能成的！”我聽得心頭熱乎乎的，半天都沒挪動腳步。我總感覺這阿姨說話的腔調有點怪，以前也聽說北京人說話京味十足，這次倒親身體驗了。隻是我一時想不出那個味道具體在哪，後來才發覺他們說話都喜歡用“您”。
出了站，兜了一圈，我沒有找到那阿姨說的24路公交車，也許是車太多的緣故，也許北京西客站太大了，據說這是亞洲第一大火車站。我看著皇宮一樣的車站大樓，覺得這首都真是不一樣，氣派！
我找了個避風的角落，把行李放了下來，翻開那張地圖，看中戲的位置，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從懷裏掏出筆，在東棉花胡同那裏煞有介事地畫了個圈，畫完圈，好像心裏跟著也有譜了。
我又在晚報上看到了一則很有意思的新聞：“昨天下午3時30分，張女士和母親經過海澱白石橋騰達大廈南門時，被一陣突如其來的大風掀起，兩人在地上連打了好幾個滾兒，扔出了五六米遠，膝蓋及胳膊都受了傷。”我看著這則消息，一個人“嗬嗬”地笑起來，這北京的風！
翻完報紙和地圖，我還是攔了輛出租車，開車的師傅一看就知道是個老北京，戴著老頭帽，身材蠻彪的，我一說去中戲，他就搭上腔了，“哎，中戲考試不在正月裏嗎？您這麼早就過來了？”我隻好謊稱節後車票難買，先過來找個地方住下，他說，“這樣也好的，您有住的地方沒？”我說，“正想請教您呢！”他給我介紹了一個在地安門內街的招待所，他說，“往年很多考生都住那裏。離中戲又近，價格也實惠。”我說那就那裏吧。車子開進內城，他問我，“您先去學校還是招待所？”我說，“招待所吧！”
下了車，他幫我把行李拿進了一個軍隊的大院，他說，“這招待所在院子裏，您跟我來！”我看著門外站哨的士兵，有點忐忑，慌裏慌張地跟著他走了進去。
那招待所在院子的一間地下室，順著樓梯往下走，一個老板模樣的老頭就笑嗬嗬地迎了上來，顯然開車的師傅跟他認識，經常幫他招徠生意，司機師傅指了指我說，“來中戲考試的，還有房間麼？”那老板說，“有有！進來吧，外麵冷，別凍壞了！”
我走了進去，看到進門處有一個過庭，放著冰箱、微波爐等生活用品，稍後擺放著兩排沙發，感覺像個家庭旅館。老板一邊走，一邊向我介紹說，“這裏基本上住的都是考生，有的還是這裏的老住戶，您放心，隻要是來考試的學生，我都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樣！”看看老板挺和氣的，條件雖然有點簡陋，但還算幹淨。我問價格怎麼樣，老板伸了一下手指說，“標準間60元一天，單人間40元！”說話的時候，他一直訕訕地笑著，好像占了我便宜似的。
這個價格我是能接受的，而且我特別喜歡這樣樸實的人，我說，“好的，老板，那我就住這兒了！”老板又訕訕一笑說，“您就叫我康伯，這裏的學生都這樣叫我。”
司機師傅把我的行李放到了房間，我向他付賬的時候，他也露出了訕訕的笑，我這才發現原來他跟這裏的老板長得很像，也許他們是父子，也許是很親的親戚，他接過錢後對我說，“這裏到中戲走路最多十分鍾，等會兒您要去中戲看看，可以問康伯，如果現在想去，我帶您過去，不收錢！”我笑了笑說，“你先去吧，我待會自己過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後就走了，那感覺像我一個年長的兄弟。
收拾完行李出來，在過道裏碰見了康伯，我向他打聽中戲的位置，他說，“要不我領您過去？”我怕耽誤了他的生意，連忙說，“不用了，您隻要告訴我怎麼走就行了，我自己能找到的。”他就詳細地對我說了一遍，後來他又告訴我，這裏的很多考生都有家長一起陪著，像我這樣一個人出門在外的很不容易，我故作輕鬆地笑了笑，就從院子裏出來了。
在找中戲的路上，我的心情陡然惆悵起來，我想家了，這是我事先沒有料到的，總以為我太想來北京了，來了就會好的，可真的來了，卻又不是那麼回事，澀澀的，比上火車那陣還難受。我告訴自己，眼下隻有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中戲的考試上去，等考試結束了，再想接下去的事……
不知不覺間，我已來到了那條東棉花胡同。胡同其實在我們南方叫弄堂，窄窄長長，四周圍都是居民的平房，北京這裏的民房跟我老家其實並沒有太多的不同，北京叫大雜院，我老家叫門堂，同樣是幾戶人家住在一個屋簷下。
我看見中央戲劇學院的門牌了，一戶大家庭似的門樓，很陳舊，但這種陳舊應該是曆史。我在那門前徘徊起來，說句心裏話，看見中戲的大門，我就有預感這裏很難進，這扇門太小了！聽說每年都有幾千號人向這扇門發起衝鋒，最後大部分都倒下了，第二年，更多的人又來了，年複一年的，據說每次都螞蟻渡江似的，衝走了，抱成更大的團繼續往裏衝。
我站在門前，一種緊張感迅速地彌漫上來，仿佛真的一場充滿血腥味的殘酷戰鬥即將在我身前打響。我猶豫著要不要進去看看，一個老頭模樣的人從門衛的房間裏出來倒水，那老頭瘦瘦小小的，長得也挺和氣，我突然間有了勇氣，走上去跟他說，“大爺，我是今年來考中戲的，能不能進去看看？”他有些遲鈍地看了看我，然後指了指房間內說，“您去問問他們，我不是這裏的門衛。”
我朝裏看了一眼，兩個穿著製服的門衛坐在裏麵，暖氣洋洋，很享受的模樣，我硬著頭皮拉開了他們的門，說明了來意，其中瘦一點的那個人說，“現在學校都放假了，不對外開放。考試在正月初十，你到時候就能進去了。”他說完還有意打量了我一下，我知道他可能也在嫌我長得不怎麼樣了，從他的眼神裏能看出來。
我也沒再廢話下去，很幹脆地退了出來，心裏有了一團火，在回招待所的路上，我沒有再感覺到北京冬天的寒冷。
招待所裏真的很暖和，以前我不明白，聽別人說北方人不喜歡在冬天去南方，說怕凍著，現在倒是有了真切的感受，那暖氣在房間裏熏得人懶洋洋的，哪怕隻穿一件單衣，也感覺不到冷。
傍晚，過庭裏熱鬧起來，好多人都到那裏去熱吃的東西，康伯這裏有吃的地方，但他不強迫住在這裏的人一定要到他食堂吃飯，所以很多家長都自己動手燒飯做菜。
我看到了一個新疆姑娘，穿著民族服裝也在裏麵忙活，她在人群裏穿來穿去，裙擺像舞蹈一樣會轉圈。這種場景讓我感到很新奇，感覺一半在戲裏，一半在生活。
聽大家都叫她古麗，她很熱情，跟每個認識的人都打招呼。我還在疑惑，她是陪別人來考試還是自己在考試，看她樣子也就二十出頭，不可能是哪個學生的母親呀，難道是考生的姐姐？正琢磨著，她看到我了，也衝我笑笑，“你是新來的？”我點了點頭，支支吾吾地說，“下午剛到的。”“也是來考試的？”我又點了點頭，臉有點紅，我擔心她也像別人一樣懷疑我的長相，沒想到她挺隨和的，笑了笑說，“哦，我們又多了一個同伴！我叫帕蒂古麗，大家都叫我古麗，你怎麼稱呼呀？”我快樂地回答她：“江洋！”
其實我本名叫二狗，父親取的，我們家鄉都流行這樣的名字，說給孩子的名字取得越土，這孩子越好養。在來北京的路上，我決定給自己改個名字，想了很久，最後定了“江洋”。這是我第一次對別人說這個名字。
吃飯的時候，我跟古麗坐在一起，慢慢的話也多了，我問她，“你怎麼取這麼複雜的名字？”她調皮地笑笑說，“複雜嗎？我不覺得呀！”後來，她告訴我，古麗在維語中是玫瑰，她的名字大致是盛開的玫瑰的意思。我覺得她大概出身在一個有藝術氛圍的家庭中，不然家長不會給她取這樣的名字，我也向她說了一些家裏的情況，她說，像我這樣的人不太多了，很多學生考中戲都是衝著做明星而來的。
吃完飯後，古麗問我，“你報了班了嗎？”我說，“什麼班？”她有點驚訝地說，“輔導班呀，你沒輔導過？”我有點羞澀，真的，我不知道考中戲還這麼複雜。古麗連忙說，“沒關係，今天晚上我們這裏幾個同伴要排小品，你一起過來看看。”
其實，古麗和很多住在這裏的同伴，都已經在北京脫產輔導了半年了。這半年裏，她們到處奔波，一邊上文化課，一邊上專業課。古麗說專業課都是中戲和北電的老師上的，很貴，一節課就是一百塊錢，她們有時為了昂貴的學費，也去劇組客串群眾演員。
古麗去年來考過一次，過了初試，二試沒過，她鐵下心再考一年。她說了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刻，她說，“做任何事不能一遇困難就退縮的，隻要你堅持得久一點，可能就成了，但如果自己放棄了，就再也沒有機會了。”我聽著覺得這句話說得太好了，像戲裏的台詞，在這裏的人就是不一樣，連生活中都可以說出這麼好的話來！
晚上排演的小品其實是古麗她們的專業老師布置的作業，在排演之前古麗來叫我了。排演的地方是康伯專門為考生整理出來的，比普通的標準間大不到哪裏去，原來康伯是用來堆放雜物的。那裏已經站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是陪讀的家長。
我和那些家長站在一起，相互都擠得緊緊的，像一個紮成團的球，這都是為了給他們排演小品騰出盡可能大的空間。開演前，我聽旁邊的一個家長說，第一個小品叫《送別》，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就知道這肯定跟他的孩子有關，果然後來他就喋喋不休地說這其中的構思哪些是他出的點子，他兒子又如何在他基礎上進一步深挖下去，說著說著，他的唾沫星子就開始從嘴角躥出來，濺到了我臉上。
排練終於要開始了，那個家長也合上了氣勢洶洶的大嘴，他伸長了脖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前麵的空地，那模樣特別像一麵聚光鏡，仿佛被他看久的地方會突然著起火來。
古麗看了看紙上寫的東西，突然在那裏著急地說，“還缺一個家長，哪位上來客串一下？”那家夥猛一揚手，高聲喊，“我來！我兒子看著我更容易入戲！”他說著，就從人群裏拚命往裏擠，大家也很配合，給他讓出一條道來，讓他進去了。
這個小品大意講兒子出遠門，很多人來送行，有親人，戀人，朋友等等，居然還有人演火車的，我看著他們有些程式化的表演，覺得有點好笑，但我不敢笑出來，因為無論演的人還是看的人都神情嚴肅，如果我在這時候一笑，很可能成為他們的公敵。
後來的小品我沒怎麼細看，我甚至有些懷疑那些教他們的專業老師，如果學了半年，對生活的理解還停留在這樣的層麵上，應該跟老師的水平有一定的關係。我悄悄地退了出來，一個人回到了房間。他們一直鬧騰到午夜，我是被他們散場的聲音吵醒的，我看了看手表，已經過了十二點。
第二天白天我沒看到古麗，康伯說一大早就出去上課了，這些考生走了，招待所真的靜得像一座空院，院子裏的鳥叫聲清晰可聞。康伯突然想起了什麼，問我，“您怎麼沒去上課？”看他的樣子，似乎不上課就不能是考生一樣，我說，“我還沒想好到底要不要上這樣的課。”康伯急了起來，他說，“孩子，不上課咋成呢？他們上了課也不一定能考上的呀！”我說，“是啊，那還有必要去上嗎？”康伯連聲說，“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不是那個意思！您要真想考上，不是玩的，就該去上！”對老人的熱心腸，我很感激，我說，“我再考慮一下，等找著好的輔導班，我就去聽！”
古麗不在，我找不著說話的人，後來我也出去了，我想一個人到處走走，看看北京城，感受一下這裏的生活。快過年了，大街上掛滿了紅燈籠，透著一股很濃重的喜慶色彩，不像我們南方，我隻記得小時候過年是快樂的，後來這種快樂就消失了，現在回想起來，好像消失的年代也很長久了。
什刹海的冰雪場到處都是放了假的學生，他們盡情地玩耍和嬉鬧著，在這個晴朗的冬天帶給了我明亮的心情。
我的手機響了，一看是古麗打來的，我接起來，目光仍舊停留在那些歡樂的孩子身上，古麗在電話裏氣喘籲籲的，“你在哪裏？”我說在什刹海看別人滑冰，她笑著說，“你倒輕鬆的！是這樣的，有個劇組找我，讓我幫他們叫群眾演員，你願意過來嗎？”我說，“好啊，在哪裏？”她說，“北京電影製片廠你知道不？”我說不太清楚，她說，“就北京電影學院這邊，你趕緊過來，他們要得有點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