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張氏之說的影響還是深遠的。這裏再以《南京博物院藏畫集》（上、下兩冊）為例，此畫集的下冊有龔賢、樊圻、吳宏、高岑、胡忄造、葉欣等人的名作。在《清龔賢千岩萬壑圖卷》的跋語裏寫道：“所畫山水沉鬱渾莽。與高岑、樊圻等被並稱為‘金陵八家’”。此畫集也是將龔賢列於“八家”之首。相映成趣、令人玩味的是，此畫集也藏有清乾隆《上元縣誌》裏提出的“金陵八家”第一位畫家陳卓的《紅樹青山圖軸》，跋語是：“陳卓，字中立。北京人，久居金陵（今南京）。生卒年不詳。此幅參取界畫法，結構工整。款署癸未，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所作。”隻字未提陳卓是“金陵八家”之一。至於蔡霖淪、李又李、武丹也是當時名家，就不必贅述了。
這裏我們對清乾隆的《上元縣誌》也應有所認識。清乾隆年間，清政權漸趨於鞏固，是所謂經濟繁榮的盛世。為籠絡人心，乾隆竭力提倡漢文化（如令紀曉嵐等人編纂的《四庫全書》）。而上元縣自唐上元二年，下迄明清兩代，上元、江寧二縣同城而治，曆為升州、金陵府、江寧府、建康府、集慶路、應天府治所。是著名的“六朝故都”，曆來為人文薈萃之地。這堂而皇之的《上元縣誌》是官方記事之冊，絕非等閑之輩胡亂塗筆的稗史野傳。它既然也列出“金陵八家”之目，沒有一定代表性的畫家是不可以輕率載入史冊的。縣誌本身就具有權威性。可是，其他畫家且不說，把龔賢這一大家排在“八家”之外是不能服眾的。
龔賢的前半生，一方麵從事詩畫的學習與創作，另一方麵還和當時的複社在一起，從事改良朝政的愛國事業。1645年，清兵進入南京後，龔賢抱著複國的誌向四處奔走。曆經10年而歸來，定居在南京的清涼山，稱居住處為“半畝園”，並自繪“掃葉僧小像”。深為時亂所迫，隱居不仕，以賣書畫和教學生繪畫為生活來源，其內心之悲痛，與時政之格格不入，是可以想見的。其畫名已不必多說，其書法在“八家”中也是首屈一指。再說其詩名，就連名貫京都的“詩聖”王士禎編輯詩集《感歸集》時，也將龔賢7篇詩作收錄於內。後來德州名士盧見曾（號雅雨山人）補作《感歸集小傳》稱龔賢是“江南上元布衣”。說他“名不可逃，俗不可向”。依筆者臆測，《上元縣誌》不承認龔賢為“八家”之首，是妒恨他雖才名天下又不肯與當政者合作。這隻是一管之見而已。
“金陵八家”與稍後出現的“揚州八怪”不同。前者在藝術風格上個性大於共性，後者是共性大於個性。而張庚在《國朝畫征錄》裏隻提出龔賢8人為“金陵八家”，並沒有說明在眾多有影響的名家中，為什麼是這8個人。而《上元縣誌》所列“八家”之目，又不能服眾。故“金陵八家”究竟是哪8位畫家，至今還是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