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上令下的轉禦秘訣
靠一棵大蔭涼的樹，搭一座“統向上司”的橋。曾公就是這樣走著平穩的統上之路，及時拔掉那些橫生的雜草，適當時“殺隻雞給猴看看”，這統上令下的路，他相安無事的走得好遠久。
四曾國藩的轉禦秘訣：
統上令下，能大能小是條龍
禦經真言
人君以一身撫馭天下臣民之眾，雖有聰明睿智之才，而耳目所不及、思才慮所未周，則或壅蔽不明，必賴忠正之臣，讜言之士明辨事理之是非，以啟其聰而開其蔽，然後正心以正朝廷，而天下皆化於正。
吾為重臣，必當以全心效之。
——引自曾國藩《禦經》之三曾國藩身居高位，其權勢之大，甚至無人可犯。然而上有天子之威，下有官將數人待管，如何能做到既統上又令下，做一條真正的能大能小的活龍？靠一棵大蔭涼的樹，搭一座“統向上司”的橋。曾公就是這樣走著平穩的統上之路，及時拔掉那些橫生的雜草，適當時“殺隻雞給猴看看”，這統上令下的路，他相安無事的走得好遠久。
■禦經一：搭座“繞向上司”之橋
——取信於上，便能長久立足，高位的曾國藩即使在京城之外也不忘書信常通於上方，其忠心耿耿可表。
空中樓閣是不可能的，即使有邊是極其懸空可怕的；居官之人也足如此，如果不能很好的搭好通往前方的橋，那與“空中樓閣”之危又有何別呢?
○轉禦實戰：扶正祛邪，巧做援手
1838年，曾氏殿試成進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舉常例，三甲進上多不能入翰林，曾國藩為此而感到羞愧。此後他更加努力，躋身於翰林行列，苦讀十載，終於登上了封建科舉仕途的最高階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這個地位，已不必在書本上用太多的工夫，隻消鑽鑽門路，頂多做做詩賦日課，便可坐等散館授官了。曾國藩來自農村，秉性淳樸，毫無鑽營取巧的習氣；在京十餘年來勤讀史書，倒培養出一股“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誌氣來。
為此，他將原來的名字子城改為“國藩”，即暗寓“為國藩籬”之意。他相信自己終有一大，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洲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樹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梁。
然君子立誌，誌在何方？曾國藩以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於外王之業。”即有為大眾謀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內精通學養，對外振興國家，開創偉業的壯誌。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大儒牛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決心按照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正統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條，為維護封建的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的統治而大顯身手，實現其“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
曾國藩還認為，要實現“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要達到這樣一個人生的最終目的，就必須具有為之奮鬥獻身的精神世界。因為，人生的道路是極其艱難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處於內憂外患一齊襲來的中國近代社會，要扭轉國家的命運，實現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難會更大，需要各人犧牲的東西會更多。從而，他總結曆史經驗，得出認識，認為古往今來，大抵聖賢豪傑，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願，都是力排萬難，獨任艱巨才達其目的的。因為，“聖賢之所以為聖，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他在日記中，更以其具體透徹的例子加以說明：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由學問、閱曆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曆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為近。予序笑應之。
道理說得很明白，要成為一代聖賢，要達其“匡時救世”的目的，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沒有奮鬥犧牲、百折不撓的精神是不行的。進一步說，如果缺乏堅忍不拔的奮鬥犧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負，到頭來於國家、社會乃至個人和家庭都是無益的，終究成不了一代聖賢，人生的意義也就大為淡薄，甚至不複存在了。
正因為曾國藩具有以上這樣一種奮發進取的思想基礎，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為實現這個“匡時救世”的遠大抱負和人生目的而銳意奮鬥。
曾國藩自1838年成進士，1840年授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以後，開始了他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來，憑他的學識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學問上專心進取，成為著名的學術大師；但是為適應他那“匡時救世”的人生哲學的需要，他沒有更進一步向這條與世隔絕、不問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終究不能成為一個實足的學問家，而在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風暴席卷東南各省之際，應命出山。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初，曾國藩想對事態的發展估計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憂在籍守製之時，清廷令他幫同湖南巡撫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事務，但他對不打算應命，當即草疏懇請在家守製，具呈亮基代奏。繕就未發，接張亮基函，告知太平軍勢如破竹，挺進東南各地，武漢失守，人心惶惶，懇請曾氏迅速來省城共商大計；好友郭嵩燾亦親至湘鄉力勸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製成法，應命出山而治事。於是，曾國藩毀棄前疏，於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國傳統習俗，父母逝世，兒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製一年或數年以盡孝心。然而，為什麼曾國藩最終還是應命出山。加入與農民起義為敵的行列呢？這在曾氏給清廷的奏摺中說得很明白：
令回籍未滿四月，遽棄庭闈，出而蒞事，不特臣心萬分不忍，即臣父亦慈愛難離。而以武昌警急，宵旰憂勞之時，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責。
言下之意是，守製之事，從個人的角度來說，確是很重要；但同家危難在即，我雖在守喪之時，但為國家利益、為“匡時救世”擔當應負之責，即使暫時背不孝之名也值得。從此以後，曾國藩雖曆盡千辛萬苦，碰到的困難不計其數，終因受救世人生哲學的驅使，忍辱負重，不敢懈怠，為清廷盡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關的時刻，也在所不辭。如1854年兵敗靖港，憂憤投水欲自盡，被章壽麟等救起，隨後反複惦量，終於鼓足勇氣繼續與太平軍作戰。每次遇到危急時刻，他都“咬牙”堅持，直至把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血腥鎮壓下去。其堅忍不拔的意誌，強硬不折的毅力，均來源於他那維護儒家綱常倫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救世人生哲學觀。
曾國藩出身於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階級家庭，來自統治階級下層，故其救世人生哲學觀是積極向上的，很少頹廢思想。同時，又由於他非常相信主觀意誌的作用，認為隻要拚命去幹，就能達到救世的最終目的。因此，這種救世人生觀，不僅在鹹、同期間對封建士大夫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已在19世紀末年乃至20世紀初年，亦在激進民主主義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跡。近代湘籍愛國誌士就有如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禹之謨等人，都有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戊戌變法期間，譚嗣同甘為中國“變法而流血”，拒絕出逃；自立軍起義期間的唐才常，從小就立誌“以天下為任，以救中國為事”，以“匡時救世”作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長在湖南鄉下、曾在湘鄉等地求過學的青年毛澤東，在對中國曆史文化遺產的吸收、消化過程中，曾國藩的救世人生哲學對他也產生了深刻影響，“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轉禦實戰：背靠一棵樹，越大越好
曾國藩在仕途上的發展是頗為一帆風順的。他於道光18年（1838年）中進士，兩年後授翰林院檢討，過七年即越級提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過兩年又升授禮部右侍郎，並於此後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稱為待郎專家了。
10年七遷，連躍十級，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對於生長深山、出身“寒門”的曾國藩來說，真可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變化如此之快，連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內閣學士時寫信對他祖父說：“六月初二日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又不無自負地寫信對他的弟弟說，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近年中進士十年而得內閣學士者，惟壬辰李仙九師，乙未張小浦以及餘三人”。
在他給朋友的信中他說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中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不敢為此不近人情之稱許。”
曾國藩升發如此之快，安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個人勤奮幹練，在讀書人中有一定聲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舉薦。而後一條尤為重要。
這一時期，曾國藩在學術問題上除了向唐鑒、倭仁、劉傳瑩請教外，還經常與號廷棟、邵懿辰、何桂珍等人進行討論。這些人多為消費品理學者，隻有劉傳瑩、邵懿辰治漢學，劉屬古文經學派，邵為今文經學派。他們在京師都有些名氣。這些交往活動，不僅使曾國藩增長了各方麵的見識，也大大提高了個人聲望。所以，他自己也說“在京頗著清望”。這也是他得以迅速發跡重要原因之一。
但如果沒有穆彰阿的援引，無論他多麼勤奮好學，聰明能於，要在10年內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內情的王門豈運就堅持認為，曾國藩的迅速發跡，主要得力於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後的人也大都持同樣看法。
穆彰阿，字鶴航，滿洲鑲藍旗人，姓郭桂氏，翰林出身。他很得道光皇帝信用，是鴉片戰爭時期有名的投降派。後來有人評論穆彰阿說：“在位二十年，亦愛才，亦不大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為務。”這個說法是比較符台實際的。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來即實行中央集權統治，但皇帝個人專製的程度並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諸朝，丞相有相當一部分權力。自宋以下，相權漸削，君權日重。到了清代，事無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獨斷，相權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帝繼位後，“尤慮大權傍落，必擇謹善之士佐治。故一時才臣半遭廢斥”，而惟與曹振鏞、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鏞“性模棱，終身無所啟沃，入對但頌而已。又最忌土之有能者，稍出己上，必排擠之使去”。曹振鏞死後，穆彰阿繼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轍”。穆彰阿最善於窺測道光皇帝的意向，進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黨同伐異，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鴉片戰爭時他打擊抵抗派，陷害林則徐，極力慫恿道光皇帝對英妥協投降，就是施展的這種手法。
穆彰阿“自嘉慶以來，主持過鄉試三次，會試五次。凡複試、殿試、朝考、教習庶吉士敬館考差，大考翰詹，每年都參加選拔文才的盛會。國史、玉碟、實錄諸館，都是他作總裁”。多年來，他利用選拔人才的大權，網羅黨羽，培植親信，使他的“門生故吏遍於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為穆黨”。而對於不附於己者，則極力加以排擠。相傳何桂清、張芾同年中進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張、何都投靠了穆，而羅不肯。庶吉士散館三人同得考差，羅又不去拜見穆彰阿。“次日忽傳旨，羅婷年紀太輕，不能擔當翰林，讓他不用來了，另派某某人去。”其實，當年羅19歲，張18歲，何佳清隻有17歲，張、何二人的歲數都比羅婷還小。
據說，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的”，僅羅衍“一人而已”。對於這次罕有的更動，時人都認為是“穆彰阿所為”，並有“其權回天”之歎。
曾國藩的機遇與張芾頗為相類，隻是時間稍後，機會來得也晚一些。曾國藩戊戌年會考高中，正總裁就是穆彰阿，二人就有了師生之誼，常常往來。曾國藩有幾分才幹，對穆彰阿在鴉片戰爭中的民族投降主義政策十分稱讚，所以很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賞識，處處受到關照。道光2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之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要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一次拜訪似乎成為曾國藩後來飛黃騰達的起點。
在此之前，曾的官職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則幾乎是年年升遷，歲歲加銜，5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成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非常明顯的。
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你看到壁間所懸字幅了嗎？”見曾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躊躇了很久，則召幹仆一人，囑咐他說：“你快拿銀四百兩去賄賂某內監，讓他把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這錢給他作報酬也。’”“第二天，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因此奏對稱旨，並對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曾國藩“仕途亨通”。
曾國藩對穆彰阿也極為感激。穆彰阿被罷斥後，曾國藩每過穆宅，總不免感慨一番。20年後，曾國藩赴任直隸總督前進京陛見時，還專程拜訪穆宅。後來曾國藩赴天津辦理教案，怕自己再無機會進京，又專門寫信讓其子曾紀澤再次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兒子穆薩廉致意。
道光30年，鹹豐皇帝對穆彰阿的懲處，曾國藩雖受穆彰阿的知遇，但政見不同，不算穆黨，絲毫沒有受牽連，但卻使他失去一個有力的後台。
從此以後，每遇到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皇帝身邊很少有人為他說話，辦起事情來也就很難再象以前那樣順利。整個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他時冷時熱，忽信忽疑，久久不願把地方督撫大權交到他的手裏，致使曾國藩在政治上事求棘手，處處碰壁，可能與此有很大關係。
所以，做官必須找一個靠山，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山”升了自己的官也就升了。為官最忌“十三不靠”，單打獨鬥，如果象蘇軾那樣特立獨行，新黨也排擠，舊黨也排擠，那就不但官做不好，連命都可能搭上了。穆彰阿就是曾國藩的“靠山”，是曾國藩的“大樹”，隻有背靠大樹，曾國藩才創造了小小年紀十年連升十級的奇跡。
○轉禦實戰：一人之下，他人之上
大凡人在初創崛起之時，不可無勇，不可以求平、求穩，而在成功得勢的時候才可以求淡、求平、求退。這也是人生進退的一種成功哲學。
在曾氏兄弟滿門封侯，大功告成之日，本該是靜思謙退，保泰持盈的時候，而這時，偏偏有些人在勢盛之時，突腦發熱，讓欲望的火焰障住了雙眼，總想再越雷池一步。當時風行一時的“勸進”浪潮，著實給曾國藩出了一道難題。
有一則筆記是曾國藩的一位朱幕府所記南京城攻破後湘軍秘聞：當曾國藩在南京破城，太平天國覆亡，進入殘破不堪的石頭城後，全城餘燼未息，頹垣敗瓦，滿目荒涼，慘不忍睹。一天晚上，約十一點鍾，曾國藩親審李秀成後，進入臥室小憩，湘軍的高級將領約有三十餘人忽然雲集大廳，請見大帥。中軍向曾國藩報告，曾國藩即問九帥有沒有來（九帥其弟曾國荃)，中軍複以未見九帥，勸令立即召見曾國荃。曾國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將，這天剛好生病，可是主帥召喚，也隻好抱病來見。曾國藩聽到曾國荃已到，才整裝步入大廳，眾將肅立，曾國藩態度很嚴肅，令大家就座，也不問眾將來意；眾將見主帥表情如此，也不敢出聲。如此相對片刻；曾國藩乃命隨員去拿紙筆，隨員進以簿書紙，曾國藩命換最好的大紅紙，就案揮筆寫了一副對聯，擲筆起身，一語不發，從容退人後室。眾將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國荃乃趨至書案前，見曾國藩寫了十四個大字，分兩行上下聯：
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國荃讀此聯時，。起初好像很激動。接著有點淒然，最後則是惶然。眾將圍在曾國荃之後，觀讀聯語，有點頭的，有搖頭的，有歎氣的，有熱淚盈眶的，各式各樣表情不一，然後曾國荃用黯然的聲調對大家宣布說：“大家不要再講什麼了，這件事今後萬萬不可再提，有任何枝節，我曾九一人擔當好了。”
這一段筆記顯示了南京城破後湘軍確有擁立曾國藩為帝的一幕，可是這種非常之舉是成則為王、敗則誅殺九族的危險舉動。所以誰也不敢明言說出口。曾國藩明知眾將來意，也不說破，隻用十四字聯語作答，相互之間都不點破言
其實，早在安慶戰役後，曾國藩部將即有勸進之說，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屬於勸進派。勸進最力的是王門豈運、郭嵩燾、李元度。當安慶攻克後，湘軍將領欲以盛筵相賀，但曾國藩不許，隻準各賀一聯，於是李元度第一個撰成，其聯為“王侯無種，帝王有真”。曾國藩見後立即將其撕毀，並斥責了李元度。在《曾國藩日記）中也有多處戒勉李元度慎審的記載，雖不明記，但大體也是這件事。曾國藩死後，李元度曾哭之，並賦詩一首，其中有“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句，潛台詞仍是這件事。
李元度聯被斥，其他將領所擬也沒有一聯合曾意，其後“曾門四子”之一的張裕釗來安慶，以一聯呈曾，聯說：
天子預開麟閣待；
相公新破蔡州還。
曾國藩一見此聯，擊節讚賞，即命傳示諸將佐。但有人認為“麟”字對“蔡”字不工整，曾國藩卻勃然大怒說：“你們隻知拉我上草案樹，（湖南上活，湘人俗稱荊棘為草案樹）以取功名，圖富貴，而不讀書求實用。麟對蔡，以靈對靈，還要如何工整？”蔡者大龜，與麟同屬四靈，對仗當然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