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展局麵的騰禦招法
禦經真言
居官之人，應極力否定前任，但更應秉忠誠之心，行諸力，黽勉為之。不可為少有可觀，或被人欺隱，無所聞見，認為已治已安而生懈馳念也。
——引自曾國藩《禦經》之三曾國藩本為一介儒生，最終成為一個統領群倫的“中興名臣”？他所拓展局麵之大竟連皇帝都心存壓力，懼他幾分。擴展局麵第一要造就時務之勢，以引俊傑，第二要引技長之人，以備急用。曾公為達此二點，既讓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足讓後人仿效。
■禦經一：有時務之勢方有引俊傑之可能
——曾國藩認為，規模宏大，言辭誠信是建立功業的必備條件。
創業固然很難，但當你的事業初具規模之時，也就有了穩固發展的可能，這時便有引修傑之可能了。
○騰禦實戰：“抱龍上天，抱蛇入草”
先秦時四大公子各養門客數千人，以應付各種事務。曾國藩的麾下也集中了許多優秀的人才，薛福成說曾門幕府是“播種之區”，“眾流之彙”，“故其得才尤盛”。曾國藩和謀士之間首先有合作的願望，可以說是一種相互傾慕、相互追求的關係。曾國藩認為，遠而言之則大下之興亡、國家之強弱，近而言之則兵事、餉事、吏事、文事之成敗利鈍，無不以是否得人為轉移。故多年愛才如命，求才若渴，為吸引和聘請更多更好的幕僚盡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於率軍“東征”之始，即號召廣大封建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反對太平天國，盛情邀請“抱道君子’參加他的幕府。其後行軍打仗，每至一地必廣為訪察，凡具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宴至，收為己用。聞有德才並稱者，更是不惜重金，馳書禮聘。若其流離失所，不明去向，則輒具折奏請，要求各省督撫代為查明，遣送來營。曾國藩與人通信、交談，亦殷殷以人才相詢，懇懇以薦才相托，聞人得一才羨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勝，遂有愛才之名聞於全國。由於曾國藩精研百家，兼取眾長，早在青年時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滿京師，稱譽士林；加以其後出辦團執，創建湘軍，“戰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封建統治階級現為救星，受到不少知識分子的崇拜”由於清王朝政治腐敗，等級森嚴，劉山藩籬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擁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空有一片“血誠”，滿腹才華，而報國無門，升發無望，為得不千方自計地為自己另外尋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識分子非但升發無望，且身遭亂離之苦，徙無定居，衣食俱困，亟須庇護之所，衣食之源。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既無升官發財之念，亦無饑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學問淵博，名滿士林，但卻仰慕曾國藩的大名，以一與相識為中，一與交遊為榮。所有這各類人物，他們聞曾國藩能以誠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紛紛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時，曾國藩同幕僚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幕僚們助曾國藩功成名就，曾國藩使幕僚們升官發財。多年來，幕僚們為曾國藩出謀劃策、籌辦糧餉、辦理文案、處理軍務、辦理善後、興辦軍工科技等等，真是出盡了力，效盡了勞。可以說，曾國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離不開幕僚的支持和幫助。即如鎮壓太平天國一事，他之所以獲得成功，並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組織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現僅以曾國藩直接指揮的一個湘軍支派“曾湘軍”為例。它連下安慶、江寧兩座省城，為清王朝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立下第一功，是湘淮軍中最為突出的一支。如果把它比喻為一個人的話，曾國藩及其幕府恰如它的頭和軀幹，作戰部隊則恰如它的四肢。四肢不僅靠頭腦支配其每個行動，還要靠軀幹供應其營養。西漢初年劉邦在向諸將解釋為什麼張良足不出戶而封賞最高時，曾把戰爭比為狩獵，以獵人喻張良，以豬犬喻諸將，稱指示之功勝於奔走之勞，諸將為之悅服。而在安慶、江寧兩役中，曾國藩的幕僚則不僅有指示之功，尤有籌餉之勞，可謂功兼張（良）、蕭（何）。自1860年6月至1864年6月，四年之中曾國藩報銷軍費一千六百多萬兩，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厘金與鹽稅。這筆巨款主要靠幕僚籌集，沒有它湘軍早已饑潰，何成功之有？曾國藩所謂“論功不在前敵猛將之後”，絕非誇大之詞，至於曾國藩刊行《王船山遺書》和《幾何原本》等重要書籍，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軍事工業等，更是離不開幕僚的努力。否則，他很難掙得洋務派首領的地位。
曾國藩對幕僚的酬報亦為不薄。眾幕僚入幕之初，官階最高的是候補道員，且隻是個別人，知府一級亦為數極少，絕大多數在六品以下。他們有的剛被革職，有的隻是一般生員，還有的連秀才都不是。而數年、十數年間，紅、藍頂子紛紛飛到他們頭上，若非曾國藩為他們直接間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李鴻章的經曆就最能說明這個問題。他於1858年末入曾國藩幕，後又因故離去。郭嵩燾勸他說：“此時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試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誰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終須賴之以立功名。”李鴻章聽其功告，重返曾幕。果然，青雲直上，步步高升，一、二年間位至巡撫，五、六年間位至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同曾國藩之間已是雙峰對峙，高下難分了。試想，如果李鴻章不回曾幕，能夠如此順利嗎?恐怕要謀得按察使實缺亦並非易事，雖然他此時已是未上任的按察使銜福建延建邵道道員。
當然，曾國藩同幕僚之間這種關係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那就是曾國藩要尊重幕僚，以禮相待；而幕僚也必須忠於曾國藩，絕不許中間“跳槽”，改投新主。說明這種情況的最為典型的事例，是馮卓懷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職。馮卓懷是曾國藩的老朋友，一向對曾國藩非常崇拜，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棄條件優越的工作去當曾國藩的家庭教師。曾國藩兵困祁門之時，馮卓懷又放棄四川萬縣縣令職位，投其麾下，棄任幕僚。後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國藩的當眾斥責。馮卓懷不能堪，決心離去，雖經曾國藩幾次勸留皆不為所動，最後還是回家閑住，寧可丟官職也不能忍受曾國藩對自己的無禮舉動。李元度是曾國藩最困難時期的少數幕僚之一，數年間患難與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說。不意其後曾國藩兩次參劾李元度，冷熱之間懸若霄壤。究其緣由則外“改換門庭”四字。人們由此不難看出，曾國藩同幕僚的關係，歸根到底還是主從關係，其維係紐帶全在私誼。私誼對他們雙方來說，都是神聖的，高於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違背，這種關係即會解除，甚至造成私怨。
○騰禦實戰：薪火相傳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很佩服曾國藩，認為他是中國曆史上屈指可數的“辦事而兼傳教之人”，即以功顯，又以文彰。毛澤東的評價中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曾國藩的事業有傳人，有繼承者，而以掘墓人為大忌。毛澤東還列舉了王安石、範仲淹等許多人。但他顯然認識到能否把事業傳承下去的重要性。王安石變法轟轟烈烈，但受到反對也最為激烈。王安石生前變法三起三落，死後更是所有成果都化為烏有。張居正也是如此，比王安石更慘，死後受掘墳、抄家籍沒之災。與這些人相比，毛澤東很佩服曾國藩不但有事功，而且找到事業上的繼承人把這種事功推進下去，把門庭繼承光大下去。至於以思想影響後人，更不必說了。
1861年，太平軍在江浙取得突破進展，清廷的財賦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麵臨被太平軍占領的威脅。因此，從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紳，都向曾國藩發出派兵解援的籲請。曾國藩認識到這是擴大湘軍勢力的極好時機，但不能將精銳派到上海，而隻能另辟溪徑，再練一支軍。
當時曾國藩考慮這個人選時，主要從以下幾點出發：湘軍嫡係，能夠勝任此項事情；對湘軍、對自己都大有益處，斷不會成為掘墓人。
經過再三權衡，他舉薦李鴻章可擔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國藩與李鴻章談了個通宵，囑咐他先把兵練好，不要急於出戰，吏治、洋務可以緩辦。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國“有軍則有權”的道理，告誡李鴻章要把軍事放在首位，在他看來，隻有練就精兵，學會作戰，才能站穩腳跟，飛黃騰達，否則將一事無成，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危險。他還看出李鴻章心高氣盛，急躁，傲慢，任性，這些致命弱點如不改正，後患無窮。因而曾國藩“以深沉二字”相勸，其他好友也紛紛提出忠告。李續宜“以從容二字”規之，沈葆楨、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鴻章深受教益，在給李桓的複信中表示：“手諭誨愛諄切，感佩無量。鴻章素性激直，從事師友賢豪間，皆深知其戇而曲諒之。自茲以往，不欲蹈習官樣，又未便率性而行。”對於師友們的勸誡，“當奉為枕中秘。”
李鴻章到上海後，處處以弱軍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詔書也不出兵，因為軍隊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壓力，聲稱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軍，就將他調離。李鴻章仍不回話。清廷知道隻有曾國藩能調動李，於是令曾國藩勸李出兵作戰。李鴻章特向老師訴苦，曾國藩知道個中奧秘，開始堅決支持按兵不動，待清廷令他勸李出兵的諭旨下發後，曾國藩又出一招，讓李“勉為應允”，“會防不會剿”，即與外國勢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參加共同對抗太平軍的會戰。因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當槍使，把本錢送給別人花。李鴻章經過多次試探，終於看準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軍隊當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師的眼力，更堅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後，李鴻章處處稟承老師的旨意辦事，在上海六個多月間，李鴻章寫給曾國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釋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門傳徒習教之人，附駭尾以成名。他常事事請命、時時請命，有何創舉總拜求曾國藩創首，有何大政總拜求曾國藩主持。尤其是洋務大政，李鴻章推曾國藩領頭，從而掀起極大的聲勢。曾國藩得虛譽分擔風險，李鴻章則由此實力大增。
李鴻章對曾國藩確也投桃報李，每月僅接濟安慶大營的銀兩就達四萬之多，洋槍洋炮更不計其數，有一次僅子彈就送一百萬發。
攻陷天京前後，曾國藩實際上是清軍的前線總司令，且握有蘇、浙、皖、贛四省軍政大權。不過誰都知道，朝廷已經在忌其兵權過重，盡管表麵上聖寵甚隆，骨子裏君臣都為後事發愁。因此，曾國藩亟需一位不會掘自己祖墳的傳人，他最怕清廷內部矛盾激化成災，殃及自家。曾國藩曾有一座右銘，後為李鴻章所發揚光大：“禹墨為體，莊老為用。”即吃苦實幹，又無欲無為。表麵上看它很消極，其更深的含義是以實力對抗壓力。曾國藩有過寫一本《挺經》的想法，書雖未出，李鴻章已深諳內中之味。李鴻章曾對知己者說過：“我老師的秘傳心法，有十九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在湘軍攻陷天京後，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議，李鴻章暗中支持老師，並用“墨守挺經”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經之道乃對抗壓力之下，又表明李鴻章未辜負師門厚望，大綱一致。
後來裁湘留淮，曾、李兩家聯為一氣，衣缽相傳。李鴻章在聲望日隆、甚至超過老師時，但在重大問題上，如“剿撚”、辦洋務等等，與曾國藩保持一致。李鴻章確是光大曾氏門庭的學生。曾死後，李鴻章還自謙地說自己“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裏，曾國藩總覺內心無比空曠、淒寒，隨之也覺病情加重。肝區陣陣疼痛，頭暈目眩，兩腳麻木，失眠，惡夢不斷。他意識到自己將不久人世了，想著要交待點後事，於是趕緊寫信給李鴻章。想到李鴻章，心裏寬慰多了，他慶幸自己有這麼個可資接班的學生。這幾年他的事業都由李鴻章接過去了：湘軍裁撤了，李鴻章的淮軍成了支持消朝的頂梁柱；自己打不過撚軍，由李鴻章戰勝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議沸騰，而李鴻章卻將此案完滿了結；洋務事業自己僅僅開了個頭，而李鴻章正在大舉進行。“青出於藍勝於，學生勝於老師，這正體現老師識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學生總是不如老師，一代不如一代，事業還怎麼前進呢？”當跟前出現對李鴻章的非議時，曾國藩總用這句話製止。他這不是借此此慰，心裏也真是這麼想的。他也佩服李鴻章。他雖對李鴻章的過分熱衷功名利祿有些看法，但也總是寬容的。
李鴻章接到老師的信，尤其讀到“此次晤麵後或將永訣，當以大事相托”時，深恐老師或有不測，不能見上最後一麵，將成終身憾事，便不顧年關已近，百事叢雜，冒著嚴寒，長途跋涉，由保定趕來江寧。
師生見麵第一件事是進一步會商幼童出洋之事，認真推敲細節，再度聯銜上奏，強調這是徐圖自強的根本大計，中華創始之舉，務必讓朝廷重視，以達預期效果。李鴻章根據老師的指點，未經文案，執筆立就。曾國藩看了這二千餘字的奏稿，條理縝密，文筆洗練，心平很是高興，僅改數語便讓李鴻章親自帶去呈遞。
稿子擬好後，曾國藩興奮地同學生講起往事，歸納自己的人生教訓，最終向李鴻章交待了兩點，讓他切記。一是湘軍裁撤之事，他自認自己顧慮太多，湘軍攻戰十幾年之久，金陵克捷後，懾於各種壓力，竟至於解散了親手建立的軍隊，自毀長城，寒了將帥的心，等於實際上的自殺。湘軍眾將飄如秋葉，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鳥，以致“剿撚”無功，備受挫辱。幸賴李鴻章所建淮軍，攻滅了撚軍，成就了大事。他讓李鴻章切記自己的教訓，當今八旗、綠營再不可恃，保太後、皇上之安，衛神州華夏之固，全仗淮軍。今後，淮軍有被議論的那一天，千萬不要像老師那樣，畏首畏尾，隻可加強，不可削弱。亂世之中，手裏的軍隊切不可放鬆，於家於國都是如此。
第二點讓李鴻章切記，即數十年辦事之難，難在人心不正，世風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風，實賴一二人默運於淵深微莫之中，使其後來者為之應和。他說自己與李鴻章的關係正是這樣，自己先正己身，同時培養後人，把這些人作為“種子”，期待這些後人開花結果，應現承先啟後，天下應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鴻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為天下表率，多多培養“種子”，種子綿延不斷，天下應和，世風自然改變。
李鴻章問他目今天下，哪些人可作為以後培植的“種子”。曾國藩似乎不想交待，思考良久，認為再不說怕以後永無機會。於是才說，海內第一號人物當屬左宗棠。說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潔自守。李鴻章聽了感到不解，因為曾、左七八年不通問訊，外人都說他們有矛盾，為何老師竟說他是第一號人物?曾國藩說，左宗棠與他爭的是國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正是他的長處。李鴻章聽了，連連點頭。他認為左宗棠之後當數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惡如仇，淡泊名利，重視情義，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燾，其人之才，天下難有其匹者，而且非書生之才，將來會有發展。再往下數如劉長佑心地端正，沈葆楨很有能量，但心地狹窄。
而後，他們又議論了辦洋務之事。曾國藩強調洋務怎麼辦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點不放，就是馮桂芬說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由於春節將近，年關臨近，李鴻章不得不辭別曾國藩趕回直隸。
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病卒。他的事業傳人，就是李鴻章。
■禦經二：天寸相融，互為所用
——曾國藩將凡具一技之長者，必設法宴至，收為己用。曾國藩以此展開他的事業局麵。
○騰禦實戰：借人之才為才，用人之力為力
為官治政，以善用人才為要。一個人的能力再大，也終究有限，隻有那些善於用人之長以補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的事業。荀子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又說：“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裏；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件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善借助於物力尚且絕江河而致千裏，何況善於借助人力呢？
據後人估算，曾國藩的幕僚已經超過了四百之眾，可謂極一時之盛。薛福成在《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中也隻記錄了其中的八十三人，未足代表曾國藩幕府的實況，這裏麵涉及到了薛的一些取舍和掌政的局限。
薛福成把曾國藩幕府的人才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是為曾國藩“治軍事、涉危難、遇事讚劃者”，這裏麵有李鴻章、郭嵩燾、李元度、何應祺、郭昆燾、鄧輔綸、李鴻章、錢應溥、陳鼐、許振忠、向師埭、黎庶昌、吳汝綸等。第二類是以它事從曾國藩“邂逅幕，或驟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這裏麵有左宗棠、彭玉鱗、李雲麟、羅萱、李鶴章、李瀚章、陳蘭彬、李榕、王定安、陳士傑等。第三類是“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這裏麵有吳敏樹、吳嘉賓、張裕釗、俞樾、羅汝懷、夏燮、王門豈運、曹耀湘、趙烈文、錢泰吉、方宗城、李善蘭、汪士鐸、華衡芳、徐壽、戴望等。第四類是“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大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這裏麵有馮俊光、程國熙、陳文坦、洪汝奎、劉世墀、何源、李士芬等。重要的如年輕的工程技術專家徐建寅、為曾國藩籌辦軍械工業組織並帶領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出國的容閎、為湘軍造炮籌餉的黃冕、在湖北抽厘辦捐的胡大任、采編《賊情彙纂》的張德堅、參與機要的沈葆楨、審訊李秀成的龐際雲，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內。這些幕府人物有不少在當時就享有盛譽，有的在後來卓有成就。如李善蘭、華衡芳、徐壽就是當時著名的自然科學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經學家。左宗棠是傑出的軍事家，後來在捍衛領土完整、維護民族統一方麵作出了重大貢獻。郭嵩燾後來則成為中國首任駐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國。郭氏與薛氏都曾在洋務運動中作出貢獻並成為我國早期改良主義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