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浮生六記》這本書，還有一段頗具戲劇色彩的傳奇故事：
光緒三年，也就是1877年，一部名為《獨悟庵叢鈔》的書籍出現在市麵上，該書輯錄了幾種少見的筆記著作，其中一種為沈三白的《浮生六記》，書的名字很陌生，作者也不為人所知，篇幅不長，隻有六卷，而且還殘缺不全，少了後兩卷。但就是這樣一本書，麵世後竟大受歡迎，一紙風行，其後不斷以單行本的形式刊印，人們爭相傳誦，如今已成為一部具有經典性質的文學名著。
最早刊印《浮生六記》的人叫楊引傳，他也是《浮生六記》的發現者。楊引傳，原名延緒，號醒逋、蘇補、淞渟外史、老圃，齋名獨悟庵，江蘇吳縣人。主要活動在道光到光緒年間，著有《獨悟庵集》。楊引傳與《浮生六記》的結緣十分偶然，他是在家鄉蘇州的一個冷攤上買到該書的。購買的時間當在同治甲戌年（1874）之前。據他介紹，自己得到的是“作者手稿”。此後，他曾“遍訪城中”，尋訪有關作者沈三白的信息，但一無所獲。盡管如此，他還是於光緒三年（1877）把這部書刊布出來。該書的風行證明了他不俗的眼光。我們今天能夠閱讀、欣賞這部書，真應該感謝這位楊引傳，沒有他，也許《浮生六記》早已失傳，沒有人會知道天地間還曾有這樣一本好書。
書雖然刊印了，也很受歡迎，但喜愛《浮生六記》的讀者並不滿足，因為它缺少了後兩卷。1935年，戲劇性的一幕再次出現：這年8月，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美化文學名著叢刊》，其中收錄了帶有後兩卷的《浮生六記》，即所謂的足本《浮生六記》。“足本”是由一位叫王文濡的人提供的，據說他像楊引傳當年一樣，也是在蘇州的冷攤上買到的。王文濡（1867—1935），原名承治，字均卿，別號學界閑民、天壤王郎、吳門老均、新舊廢物等，浙江南潯人。曾先後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大東書局、文明書局等多家出版機構任職。編著、出版有《國朝文彙》、《續古文觀止》、《明清八大家文鈔》、《說庫》等。早在1915年，王文濡就曾將《浮生六記》收入其所編的《說庫》中，由文明書局刊行，這是一個四卷本。
“足本”一出，立即引起人們的關注，但爭議也隨之產生。比如林語堂就提出，“足本”的後兩卷“文筆既然不同，議論全是抄書，作假功夫幼稚，決非沈複所作”。後兩卷的出現非但不能讓讀者滿意，反倒引出了真偽問題。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這一直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成為學術史上的一段公案。圍繞著一本殘缺的小書，竟然發生如此多的戲劇性故事，竟然有如此多的謎團，假如沈複天上有靈，看到這一現象，不知當作何感想。
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人們逐漸尋找到一些資料，圍繞《浮生六記》產生的一些謎團逐漸得到破解：
首先是作者問題。如今人們對沈複的了解雖然並不算多，但與楊引傳當初得到《浮生六記》時“遍訪城中無知者”的情況相比，還是要好多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最早記載沈複事跡的是彭蘊璨《曆代畫史彙傳》一書，該書刻於道光年間，在其卷五十有如下記載：“沈複，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稍後馮桂芬所撰的同治《蘇州府誌》卷一百三十六（光緒九年刊本）也有記載：“沈三白《浮生六記》。三白失其名。按無錫顧翰《拜石山房集》有《壽吳門沈三白詩》。”
這些記載語焉不詳，加上其他一些零星的資料，所勾勒出來的沈複形象仍然較為模糊。因此，對其生平事跡記載最為詳細、可靠的資料還是《浮生六記》，這本書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傳。盡管他描寫的大多為其他人，但從中可見作者本人的主要經曆和性情：他雖然讀了不少書，學養深厚，但沒有得到功名，常年以遊幕為生，賣過畫，也做過一些小生意。喜愛盆景、園林及遠足，足跡遍及全國各地，多才多藝，為人灑脫達觀，不拘小節。除了《浮生六記》外，不知是否還有其他著述，其繪畫作品有一些保存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