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
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書信選集》中，有一封周恩來在1970年5月27日給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丁江的信，編者所加標題為“兩事辦好後再告章行老”。信中寫道：
康國雄事，可告陝西派人至漢中工業管理學校一查，如確實因群眾茫然於曆史知識而對康國雄實行專政，雖病不許治，病倒亦不許與家屬通音信，未免過分。可許其回京至康妻陳澤琴處治病，病愈再另作下鄉安置。
眾所周知，周恩來在“文革”中出麵保過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領導幹部和知名人士。康國雄何許人也，竟能得到周恩來專門保護？
《周恩來書信選集》的介紹：“康國雄，是四川銀行家、企業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機械學院任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於一九六九年隨該校遷至陝西漢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療。一九七七年正式調回北京，在朝陽區職工大學工作。”
原來，當時的康國雄隻是一名普通教師。周恩來為什麼會對這個無名小輩施以援手呢？
事情得從康國雄的父親康心如說起。
康心如與美豐銀行
康國雄之父康心如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1920年代後期，康心如收購了中美合資美豐銀行全部美股，改為中資經營，幾經奮鬥，終於成為內地舉足輕重的金融巨頭，除經營銀行外，他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等。其弟康心之、康心遠也擁有若幹企業。抗戰期間，康心如以無黨派人士身份，被蔣介石指定為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在任上，康心如倡議定重慶為陪都，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不少貢獻，同時，他對當時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也給過不少資助。
周恩來與康家兄弟都有來往。康心之的女兒康岱莎是共產黨員，跟周恩來一起從延安回到重慶，周恩來特意安排她留在重慶做她父親的“統戰”工作。
1949年底解放軍接管重慶後，康心如被安排為西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後又擔任重慶市政協常委，重慶市民建、市工商聯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重慶投資公司總經理等。
1957年2月，周恩來到重慶休假時，專門去城裏勝利大廈旁冉家巷看望康心遠，康心遠的妻子王棣華和胞妹王同華，跟鄧穎超是天津女師的同窗好友。周恩來還對隨從警衛的重慶市公安局幹部說：“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
“反右”中，康心如被劃為“極右派”，撤職降級。經章士釗向周恩來反映有關情況後，獲準遷北京定居。
“蔣介石的幹兒子”
康國雄是康心如的小兒子，1950年代初期考入南開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作教師，但他有“曆史問題”——抗戰期間，為躲避日機轟炸，康心如在重慶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別墅和防空洞，康國雄在那裏與常來汪山散步的蔣介石偶然相識，公務繁忙之餘的蔣介石，很喜歡這個活潑可愛的小學生，常跟他聊天，拉著他的手一起在山間公路上散步，並曾請他去黃山別墅玩過一次。此事本來與政治 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肅反”運動中卻被人誣告，從此康國雄背上了“蔣介石的幹兒子”的黑鍋，政治運動一來就要遭到審查，“文革”中更是 多次遭到批鬥。
康家因此請章士釗向周恩來反映，以求得幫助。於是，就有了周恩來三保康國雄之事。
周恩來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釗為康國雄之事寫信給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