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鐵的冶鑄工藝，在原料、燃料上與塊煉法基本一樣。它們之間主要的差別在冶煉溫度的不同。塊煉法的爐溫大約在1000℃左右，離純鐵的熔點（1534℃）相差很遠，而生鐵冶煉時，爐溫達到了1100℃～1200℃。在冶煉中，被還原生成的固態鐵會吸收碳，這種吸收隨著溫度的升高，速度就會加快。
另一方麵吸收碳後，鐵的熔點隨之降低，當含碳量達到2.0%時，熔點降至1380℃；當含碳量達到4.3%時，熔點為最低，僅1146℃。在這種條件下，爐溫就可使鐵熔化，從而得到了液態的生鐵。液態生鐵就可以直接澆鑄成器，冶鑄過程簡化了，就使鐵器的生產有了大發展的可能。
江蘇六合程橋東周墓出土的鐵丸，洛陽出土的公元前5世紀的鐵锛、鐵鏟都是生鐵器物，這證明在塊煉法的同時，我國已出現生鐵冶鑄工藝。生鐵與塊煉鐵同時發展，是我國古代鋼鐵冶金技術發展的獨特途徑。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從塊煉鐵發展到生鐵，大約經曆了上千年的時間。就拿歐洲一些國家來說，雖很早已有塊煉鐵，但出現生鐵則在公元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
生鐵的生產效率高，鑄造性能又較好，這為廣泛使用鐵器提供方便。在冶煉生鐵的初期，由於溫度還不夠高，矽含量也較低，致使生鐵中的碳在冷卻凝固時不能成為石墨狀態，而成為碳化三鐵（Fe3C），與奧氏體狀態的鐵在1146℃共晶。因此，煉出的生鐵性脆而硬，鑄造性能雖好，但強度不夠，這種生鐵，人們稱它為白口鐵，它隻能鑄造某些農具。從河北興隆燕國礦冶遺址出土的大批鋤、範等，就是由白口鐵鑄成的。
為了克服白口鐵的脆性，在戰國早期，人們就創造了白口鑄鐵柔化處理技術。所謂柔化處理就是將白口鑄鐵長時間加熱，使碳化鐵分解為鐵和石墨，消除了大塊的滲碳體，這對減少脆性、提高韌性可以起良好的作用。處理後的白口鐵就變成了展性鑄鐵。長沙出土的戰國鐵鏟，輝縣出土的戰國中期鐵帶鉤，易縣燕下都出土的戰國晚期鐵钁、鋤等，都是屬於這種展性鑄鐵。
（二）漢代的鋼鐵冶煉技術
漢代的鋼鐵冶煉技術，在戰國的基礎上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勤勞的中國人民在這方麵又有了不少的創造和發明。
漢代鐵金屬在工業、農業和軍事中的作用愈顯重要，官府對冶鐵業的管理越加嚴格，漢武帝時任用孔僅為大農丞，將鹽、鐵、稅利的巨業，收歸官府經營管理，實行一係列嚴格措施，使冶鐵業得到空前的發展。孔氏家族原本是梁國的冶鐵商賈，素有經營冶鐵的管理才能，所以他能在漢武帝時一躍而成為大司農丞要職，在任職的短短十餘年間，從組織管理到冶鐵技術和農具的推廣，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為漢武帝的雄才大略的擴展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西漢時“百煉鋼”的技術興起，使鋼的質量較前提高。這種初級階段的百煉鋼，是在戰國晚期塊煉滲碳鋼的基礎上直接發展起來的，二者所用原料和滲碳方法都相同，因而鋼中都有較多的大塊氧化鐵-矽酸鐵共晶夾雜物存在；但不同的是增多了反複加熱鍛打的次數。鍛打在這裏不僅起著加工成型的作用，同時也起著使夾雜物減少、細化和均勻化，晶粒細化的作用，顯著地提高了鋼的質量。
從河北滿城一號西漢墓出土的劉勝佩劍、鋼劍和錯金寶刀，它們雖與易縣燕下都鋼劍所用的冶煉原料相同，但金相檢查表明，鋼的質量卻有顯著的提高，它正是“百煉剛”技術興起的產物。
西漢中期以後，又出現炒鋼。這是因為塊煉鐵雖然能製造滲碳鋼，但產量不大，效率很低，不能適應當時封建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供不應求”即生產量與需要量的矛盾，促使出現了用生鐵炒成為鋼的新工藝。但是生鐵的產量已相當大，用生鐵作為製鋼原料，是煉鋼史上的一次飛躍發展，也是一次重大的技術革新。
炒鋼的產生，即將生鐵炒到成為半液體半固體狀態，並進行攪拌，利用鐵礦粉或空氣中的氧，進行脫碳，借以達到需要的含碳量，再反複熱鍛，打成鋼製品，利用這種新工藝煉鋼，既省去了煩難的滲碳工序，又能使鋼的組織更加均勻，消除了由塊煉鐵帶來的嚴重影響性能的那種大共晶夾雜物，使質量大大提高。1974年7月，山東蒼山縣東漢墓出土的東漢永初六年的煉環首鋼刀，經有關單位鑒定就是用炒鋼為原料，反複鍛打而成的。
與此同時，百煉剛的原料也由原來的塊煉鐵，發展到用生鐵炒成的鋼或熟鐵作為原料，經過滲碳鍛打而成。這樣一來，原料的改變即鐵基體有了變化，使鋼的質量也隨之大大提高，從而百煉鋼也發展到成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