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決不隻是孟德爾的發現者之一。當然德弗裏比孟德爾更占有優勢。他能運用當時的細胞學研究新成果來發展他的學說。當孟德爾明智地規避了對遺傳“因子”本質即其物質基礎的探究時，德弗裏卻將之與重新定義了的達爾文的泛子聯係起來。就遺傳現象而言，德弗裏綜合了達爾文與孟德爾。
孟德爾遺傳的第二位重新發現者柯侖斯的情況就簡單得多。他曾說過孟德爾的分離學說是他醒著躺在床上等天亮時突然“像閃電似的”進到他的腦海。他那時正忙於別的研究隻是在幾個星期之後才讀過孟德爾的論文。當他收到德弗裏的法國科學院文章的複印本時他才將他的試驗結果寫成文章並在德國植物學會4月27日的會議上宣讀，隨後大約在5月25日出版。柯侖斯從一開始就不認為他在重新發現孟德爾上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一份通報的標題中就用的是“孟德爾法則”。他認為“就我自己來說重新發現這些定律所費的智力勞動比之孟德爾是大大減輕了”。關於柯侖斯獨立重新發現孟德爾的問題，唯一可以懷疑的是，他是內格裏的學生，可能早就知道孟德爾的工作。然而這種可能性是難以使人接受的，如果柯侖斯對孟德爾的工作早在20年前就已經知道，而他卻沒有按這一線索盡早開展研究那才真是非常奇怪的事。
第三位一直被認為是獨立重新發現孟德爾定律的人是奧地利植物育種家丘歇馬克，丘歇馬克列為重新發現者是沒有什麼理由的。他確實見過孟德爾的文章，但是他於1900年發表的文章中表明他並不了解孟德爾遺傳的基本原理。然而他在引導植物育種家注意孟德爾遺傳學的重要意義上卻起了積極作用。
為什麼很多早期的孟德爾主義者恰巧都是植物學家這個問題從來也沒有解釋清楚。也許在園藝植物和其他栽培植物中更具有選育變種的傳統，因為植物比動物更容易培養和育種。葉、花可能比羊、牛、豬等家畜具有更多的不連續性狀。動物育種家所研究的大多數性狀都是高度多基因性的，根本不宜於進行簡單的孟德爾式分析。然而，1900年初，貝特森開始研究家禽，古諾在法國和凱塞爾、美國開始研究齧齒類，1905年凱塞爾采用果蠅作為實驗動物。動物遺傳學的研究很快就追上了植物遺傳學，而當摩爾根學派和切特維尼可夫學派開展了它們的研究工作後就超過了植物遺傳學。到了1914年，蘭格僅僅報道1900年以後哺乳動物遺傳學的研究成果的專論竟然用了890頁的篇幅。
植物遺傳係統的多樣性遠遠高於動物。這對要建立普遍規律的人來說很容易產生錯覺。例如，山柳菊屬的無配生殖係統就使孟德爾的研究遭到挫折，月見草的均衡雜合染色體環導致德弗裏提出了錯誤的物種形成學說，自花授粉的近於純合的菜豆使約翰遜貶低了自然選擇的作用。細胞質在植物中的影響比在動物中更普遍，因而許多植物遺傳學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這方麵以致沒有作出特別重要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麵，植物界不僅提供了豌豆而且還有穀物類、棉花、煙草等在遺傳學上有研究價值的物種。目前還沒有人從事在遺傳學研究中所采用的各種動植物物種利弊兩方麵的比較研究。必須承認，大多數工作隻是印證已經由果蠅或玉米所確立的事實。在分子遺傳學以前，大部分遺傳學研究都是在植物學係或動物學係分別進行，植物遺傳學者和動物遺傳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並不總是像所希望的那樣活躍。20世紀30年代以後低等植物和原生生物日益成為遺傳學者所重視的實驗材料。由於認識到真核生物與原核生物在遺傳係統上的重大差別，20世紀60年代以後又再度燃起對真核生物遺傳學研究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