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分子生物學家費克當時正研究酵母遺傳學，他用的是生物化學的方法。麥克林托克對他提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你認為酵母中有轉座因子嗎？”囿於偏見，費克認為轉座因子隻限於玉米中。所以，他說通過化學誘導劑的方法，已鑒定200多個突變，但未發現不穩定的突變。對此，麥克林托克大笑，她說，發現轉座因子絕不能用化學的或物理的這類人工誘導的方法。她強調，轉座是一個自然狀態下發生的事件，而非人為事件。對自然的而非人為狀態的珍視，正是麥克林托克不同於分子生物學的獨特視角，也是她對生物學思想的一份厚重貢獻。
透過麥克林托克的研究思路，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嶄新的科學思維模式正在興起，那就是以尊敬代替征服，以創造性的想象代替分析、還原的邏輯。麥克林托克把自己的感情融入於研究對象之中，她還用“基因組的震驚”這一類概念來描述基因的行為。仿佛一個基因能夠覺察到各種情緒，如沮喪、興奮等，它還能識別複雜的挑戰，以尋求智慧的解決方法。總之，基因組就像有它自己的生命，在她看來，轉座因子的移動也正是生命體對內外環境的改變所做出的反應，這些也許正構成了進化的基因機製。
麥克林托克的思想連接過去與未來，橫跨我們的時代。她的細胞遺傳學研究在當時就為她贏得了聲譽；她對“轉座”理論的貢獻是劃時代的，正在被今天的我們所接受；而她的進化觀念也許將成為留給未來時代的一份貴重禮物。
麥克林托克身材嬌小，但卻精力充沛，體格健壯，這也正是她能成為一名優秀遺傳學家的良好素質。她不僅僅是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中的染色體，還需在烈日下種植玉米；有時碰到連續幾天的暴雨，她就要在玉米地裏排水、培土，使玉米根係牢牢地固著於土壤之中。
1992年9月2日，在冷泉港，她與世長辭。麥克林托克終生未婚，她把全部的摯愛都奉獻給了玉米，奉獻給了遺傳學事業。正如諾貝爾頒獎委員會的致詞中所指出的，麥克林托克的成功，其意義遠遠超越了科學本身，“對於當局來說，保證科學的獨立研究是多麼重要；對於年輕的科學家來說，則證明簡單的手段也能作出巨大的發現。”
確實，對於玉米籽粒上色斑的研究，初看起來似乎毫無應用價值。麥克林托克純粹出於一種科學上的而非實利上的興趣，默默地耕耘於這片園地之中。最終轉座因子被證明不僅控製著玉米上籽粒色素的形成，更重要的，它還存在於其他生物之中。有關它的機理、轉座過程中所發生的具體步驟，仍是今天分子遺傳學所麵對的重大課題。因此，麥克林托克的工作雖然是在經典遺傳學框架內完成的，但她同時也開啟了通往分子遺傳學的另一扇門。
麵對榮獲諾貝爾獎這一崇高榮譽，麥克林托克平靜地說：“我覺得自己獲得這種意外的獎賞似乎有些過分。多少年來，我在對於玉米遺傳的研究中已獲得很多的歡樂。我不過是請求玉米幫助我解決一些特殊的問題，並傾聽了她那奇妙的回答。”這就是麥克林托克，一位經曆簡單然而思想深刻的天才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