禦前會議結束後，袁世凱馬不停蹄地回到天津。1906年8月29日，袁世凱委派天津知府淩福彭和金邦平籌辦天津府自治局。八國聯軍撤出天津後，淩福彭隨袁世凱接收天津，並到日本考察後創辦了直隸工藝總局，成為袁世凱的心腹；金邦平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法科，是袁世凱的洋務文案和北洋常備軍督練處參議，袁誇讚其“才識明通用，安詳謹飭”，“誌趣純正，才識閎通”。[32]
預備立憲就是調整未來權力格局的過渡期。禦前會議決定仿日本政治體製改革，地方自治的試點成功將決定該地方督撫未來在權力中樞的地位。袁世凱要求自治局“招募在日本留過學者、從法政學校畢業者及官紳入局”，他還特別強調“此次法政畢業官紳即均調派任使，俾資練習，分赴各屬會同地方官辦事；另選學識最優者在局參議佐理”。自治局成立後，14名管理幹部都是有一定功名的官紳和紳商，超過一半的人曾到日本留學或考察。[33]
袁世凱對天津的自治極其重視，他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為了能在立憲的時候占據領導地位。袁世凱要求“所有章程節目參以本國風俗分別緩急妥議施行”。他在對自治局的官員們訓話時強調，“此為他日憲政先聲，至關緊要”。[34]
天津自治局很快出台了《天津縣地方自治公決草案》，袁世凱親自劃定自治應辦、議協和監察事項範圍，在籌辦之事中加入四鄉巡警、小學堂及宣講所。作為全國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地方自治草案，在袁世凱的親自主持下，經過了19次的修改。袁世凱告誡自治局的官員：“此次試辦地方自治，為從前未有之事，凡在官紳，務必和衷共濟，一秉大公，以為全省模範。”[35]
禦前會議期間，無論是瞿鴻禨還是鐵良，均以民智未開為由，希望立憲推遲。袁世凱將天津自治升級為預備立憲期間的試點，要求天津縣議事會要以“準備地方自治為宗旨”，培訓勸辦人員，在全縣以及直隸全省宣傳和普及地方自治的知識，“以期家喻戶曉，振聵發聾”。袁世凱對推行進度、規模、方式方法等進行了十多次批示。[36]
《新官製改革案》逼得太後要跳湖
1906年9月1日，光緒皇帝簽署了“仿行憲政”的命令，宣布中國將“仿行憲政”，做到“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命令中提出，現在“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蔭昭大信”。根據禦前會議的決議，憲政改革決定“從官製入手”，“將各項法律詳慎厘定”，“廣興教育，清理財務，整飭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之基礎”，命令對立憲期限要“視進步之遲速”而定。[37]
光緒皇帝的命令一經昭告天下，清政府執政精英中的保守派也不得不麵對一個現實，隻有憲政才是清政府立國的萬年之基，對抗憲政者，將是改革的淘汰者。改革意味著利益重組，清政府執政集團找出民智未開這個理由，為中央與地方督撫、清政府權貴與漢族權臣、清政府執政集團內部、立憲派官僚內部的利益博弈留下一個“預備立憲”的空間。
在第一天的立憲禦前會議中，地方督撫唯有袁世凱一人，可謂督撫執憲政之牛耳者。盛宣懷安插在京城的坐探很快發現，在袁世凱的天津自治試點中，參與者多數是有留日背景的士紳和社會名流。袁世凱這麼做一方麵是為湧向城市的基層精英提供參政議政的空間。而且這種借助社會力量彌補地方政府管理不足的自治，為直隸轄區的社會穩定提供了治理範本。更重要的一方麵是，袁世凱以得預備立憲、地方自治等方麵之先機和在全國的示範性，為立憲後自己能夠進入權力中樞撈取重要的政治籌碼。
1906年9月4日，慈禧太後在頤和園召開官製改革編製大臣會議。
官製改革編製大臣會議的名單中除了考察大臣載澤、軍機大臣與各部尚書外，袁世凱成為唯一的地方督撫代表。由此不難看出，袁世凱在天津未雨綢繆的自治試點已經得到慈禧太後的首肯。9月6日，編製館設於恭王府的朗潤園，張之洞、升允、錫良、周馥、岑春煊派出的代表作為參議進駐編製館。袁世凱舉薦了一大批有日本留學經曆的精英進入起草、評議、考定、審定委員會。[38]
袁世凱成了編製館的實際控製者。他很快拿出了一份《新官製改革案》，明確撤銷軍機處，建立責任內閣製。改革案規定內閣由總理1人，副總理2人，各部尚書11人組成。責任內閣“輔弼君上，代負責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均由總理大臣“奉旨施行”，並有“督飭糾查”行政官員之權。責任內閣保證“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責任，互不統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