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郭家店打人事件的錄像之後，安景惠仿佛在自言自語：“郭存先這個人真是很複雜，有時看著很男子氣，可氣量很小，報複心極強。有時又慷慨得令人難以置信……”她忽然側轉臉問陳康，“這錄像是誰拍的？”
“當然是郭存先叫人拍的，郭家店有一流的錄像設備，還有一個電視台。”
“他有病啊？這不是成心給人留下證據。”
陳康笑了：“不錯，您也看出來他是有病？不過當時他下令錄像的時候，更多的是要顯示自己的風采、自己的權威性，表示堂堂正正，無所畏懼。另外，他還有一種曆史情結，記錄下所有的資料以便將來載入史冊。他平時的一言一行都有專門的人負責錄音、錄像，然後整理出來，或以文件的形式下發給村民，或存個一年半載的就印成一本書，將來出‘選集’、‘全集’就很方便了。可他哪裏會想到，這些錄像帶日後竟成了他犯法的鐵證。”
幾天後，《大化日報》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安景惠的文章《富翁的沉落》：
又有一個農民製造了爆炸性新聞，震驚全國。他當然不是普通的農民，而是大名鼎鼎的郭家店“店主”、全國人大代表郭存先。是的，就是這個郭存先出事了，出了大事，人命關天，被抓起來了。
誰不知道，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七七年大家觀望、等待和琢磨了一年，七八年首先是農民忍不住了，那也可以叫做另一種形式的“揭竿而起”：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十八戶農民歃血為盟，簽下生死文書，大膽地平分了土地，實行大包幹。
也就在那個時候，各地也就有膽大的和有能耐的農民開始辦工廠、跑運輸、包工程……也是因為農民窮怕了、窮夠了，不願意再被糊弄，也不怕嚇唬了。隻要能掙到錢，什麼都幹，幾十塊錢不嫌少，湊起幾百塊錢就敢幹大事。隻要腦瓜聰明，點子活泛，很快就能發一筆財。
當時中國最流行的話是，中國什麼問題最大？農民問題最大，不懂農民就不懂中國。農民是中國社會的主體，農民活得不好，中國社會還能好得了嗎？就這樣，中國的改革首先在農村起步了，甚至到八十年代農業改革期間，連主要的改革領導人也多出自農業大省。
緊跟著，鄉鎮企業稱雄，農民獨領風騷，構成了那個時期的社會潮流。郭存先是這個潮流中發展得最快、幹得最大的一個。他充分展示了農民的智慧、勤苦和膽氣，有自己的哲學、神招和手段，甚至不缺乏自嘲和幽默感。在社會轉型期，在新舊規則交叉使用的階段，他抓住機會搶先進入高速度，打擦邊球，開飛車，踩線不越線，瞅冷子還會闖紅燈，屢有違章卻從未翻車。隻用了十幾年的工夫，郭家店成為中國農村中無可爭議的首富，郭存先順理成章地成了經濟時代的英雄，被推舉為新時期農民的代表。
套一句老話，叫“典型”——農村發家致富的“先進典型”。從土改、合作化，到“四清”、“文革”，每個時代都有農民典型，但每個典型的命運又都不是很長。典型不同，其本質和盛衰規律卻大同小異，這裏麵是不是有可總結的東西？農民的先進分子難道就不能擺脫這一命運模式？大家都在看著郭存先，寄希望於他。所以，在他成了“典型”的富翁之後，其演變過程就更值得人們深思。今天他的被捕，同時也預示了新的農民富豪們的一種命運軌跡。
當下媒體在紛紛給農民富豪們算卦：在一九九一年國家評選出來的五百位農民企業家中，僅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就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由於各種原因退出了企業家的舞台……他們像做了一個發財夢，夢醒之後發現又回到了原地，仍舊是窮光蛋。有的還回不到原地了，而是進了監獄，甚或已經做鬼……
北京的權威媒體，還公布了對三代農民企業家的調查：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四年為第一代，文化程度以小學為主，多是村裏的支書、隊長以及能人，采用家長式的管理方法，完成了從土地拓荒到市場拓荒的轉變。
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年為第二代，文化程度已經上升為初中、高中，個別的甚至還進過大學的門，管理形勢也趨向製度化，其曆史貢獻是完成了從小生產到大市場的轉變。
一九九○至一九九四年為第三代，文化程度升至高中、大學甚或研究生，管理上開始吸納外來的先進方式，有意識地引導企業走向高科技和工業現代化……
若是這麼看，郭存先顯然是屬於第一代。幾年就是一代，養兔子都沒有這麼快！
根據這個統計，中國的鄉鎮企業平均壽命是七年，有八類發財的人是富不過第一代的：膽大妄為的，做事太囂張的，靠結交權貴發財的，養權生錢的，割據一方的，好大喜功的，僥幸發財的，股市的超級莊家……郭存先又算是哪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