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權利得不到製度化保障的當下，公平正義已經成為極其稀缺的匱乏資源。 Ｗｗ ＷＣＯＭ隨著民智已開，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然覺醒，其對公平正義的渴望就愈強烈，在這雙重因素之下，與民眾利益生直接接觸的部門就成為了民眾怨恨和報複的重災區，如公安局、法院、基層政府等等。二十一世紀初期，僅僅十幾年爆的一係列惡性案件很大程度上都與這些部門相關，如楊佳襲警案、雲南巧家爆炸案、貴州甕安事件等等。
在中國，不被製衡的權力和受箝製的輿論讓民眾在公權力麵前有著然的劣勢，這種懸殊的力量對比使得公權欺民之甚以致無所顧忌。民眾在自身權利遭受侵害之後無法得到有效及時的輿論救濟和司法援助，當所有依法維權的途徑都被堵死，單個個體耗費所有個人資源並窮盡全部合法維權途徑而依然無效之時，民眾隻好鋌而走險，走上暴力報複的不歸路，此之謂“逼上梁山”。
可以，民間日益崛起的暴力維權反映的是民眾的絕望和無奈，而這種民間暴力與國家暴政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國家暴政是催生個人暴力最邪惡的土壤，它們是一對孿生兄弟，二者就如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麵，之所以有水泊梁山上的那群亡命之徒，正是因為有東京那樣一群魚肉百姓的高俅。
因為國家暴力的肆無忌憚，所以才促使個人暴力的鋌而走險，在麵對暴力事件之時，隻譴責暴民而不反抗暴政的這種做法顯然難逃懦弱與投機的嫌疑。
近年來，由農村征地引的群體**件已經成為村民與基層政府的殊死博弈，而頻頻爆的**更是城市拆遷中市民用血與火書寫的絕望抗爭。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就算再三譴責製造爆炸的冀中星又能怎樣呢？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的話，在穿越兩千多年的帝製中國後，竟然還是如此有穿透力——帝製沒有了，但中國還是那個中國。
國歌裏有一句唱的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出最後的吼聲。”
我想問下，這國歌創作的年代背景、曆史背景是什麼樣的？是否可以與現代同日而語？過去，政府一心一意為人民，可是現在的政府，隻看到了“一心一意為自己，踏踏實實貪汙，兢兢業業受賄，嘴上唱高調，背後數鈔票！今日公事明日做，明日出事別人錯！”這樣的政府真能得到全中國老百姓的支持？每年都是這個長貪汙那個長落馬，一年落馬幾十人，一人貪汙多少？
官貪，大官大貪！
為什麼美國公民可以私人配槍？那是因為威脅不到美國 政府，因為美國政府給美國人民有很多實際的實惠，而中國人民為什麼不讓配槍？因為配槍了，第一個顛覆的就是V調查的民意支持率高達999999999％（這數據真是能讓人吃不下飯，原來我們的老百姓如此愛國，怪不得會有八千萬黨員，怪不得是世界上第一人數的大黨）的中國政府，這不是不可能的吧？這樣的話，支持中國政府的，還會有多少?
放棄暴力維穩，走憲政之路，或許走出帝製中國的最佳路徑，也才真正是國家之幸、民族之福！
鍾成要讓共和國重新變回帝國，他做到了，非常輕鬆的做到了。林婉芸大概不會想到她培養的親信會叛變，畢竟這是她十年的積累，她每都會親自接見一批來訪百姓，以示親民，這一，她接見了鍾成。
稍稍交談幾句，她就現鍾成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鍾成問了一個非常廣的問題：“主席，我想問你，是老百姓的民生重要，還是國家的強盛重要？”
“國家強盛了，民生不就上去了？”
鍾成笑著搖頭：“主席，你把一切想反了，隻有老百姓生活安定，國家才能穩定，這樣所有的一切才會走上良性循環。主席，共和國在走著重工業和軍工企業展的道路，國力在飛展，但忽略了老百姓的聲音，他們需要聲，需要政府見證他們的苦難。”
林婉芸淡淡道：“也就是，共和國的基本國策需要改一改，以便更適應老百姓的需求？”
“難道不是嗎？”
鍾成已經再無談話興趣，起身道：“告辭了，主席。”
林婉芸坐著不動，等他走到門口，忽然道：“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名字？”
“鍾汗青，我隻是一個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平頭老百姓，可以任由政府宰割不敢還手的賤民。”
一夜之間，林婉芸還來不及反應，整個中央政府的臉都變了，本來熟悉的臉雖然還是那樣熟悉，但他們不再對她畢恭畢敬，而到了年關，各大軍區、戰區長進京述職，卻報告的不是軍區建設情況，而是老百姓的民生維艱。蘇門答臘島總督陳卓在海外已經待了十多年，按理該換人了，避免造成割據現象，這次進京述職他就自動請辭，並推薦主席秘書長謝海陽接任。
謝海陽有沒有能力不重要，關鍵的是他乃元心腹，值得信任，在海外任職相當於古代“裂土封疆”的王侯，必須找一個信任的人才行。
林婉芸同意了，沒想到謝海陽剛剛接到委任書，並趕往廣州，在廣州灣登船的時候，政變生。
這一次政變比曾經的明帝國轉變為共和國還要突然，還要溫和，一點兒血都沒有流，林婉芸被以三軍總參謀長劉誠誌大將為的軍人兵變囚禁，隨即中央政府的高層皆表示“無任何異議”，然後進京述職的地方大員，包括政府一把手、軍事一把手以及當擺設的地方議會一把手，全都向劉誠誌組建的過渡性臨時政府宣布效忠。又是一次政變，上一次政變中國從帝國轉為共和國，這一次又從共和國轉為帝國，是倒退，還是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