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1996年稱為自己的“沙漠年”。春天裏我在尼羅河邊的國王穀，踩著被毒日頭燒紅的沙礫，去尋找埋葬在那些熱烘烘的大山深處的三千年以前的法老們的精靈。我汗流浹背地鑽進那一個個畫滿古埃及人心中形象的陰冷的墓室，用我所熟悉的繪畫語言去破譯他們至高無上又神奇莫測的理想。然而，轉過幾個月後，完全沒有料到我會來到中國的大西北，同樣踩著燙腳的大漠，由那條廢棄千年的絲綢古道，一直走進和太陽一樣燦爛奪目的敦煌石窟。
盡管一年裏，我有幸看到的這兩個沙漠上的畫庫，一東一西；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地麵之上。但它們全是地球先人心中的色彩，理想天國的景象，以及人類初始時代那種蓬勃清朗的精神。從中，我識辨出這人類文明最早幾步清晰有力的足跡。然而我也看出了其中的不同—古埃及人表現的僅僅是他們自己；敦煌石窟卻叫我發現到多元的人類文化繽紛的因子，並驚異於它們如此和諧地融為一個整體的奇觀。
使我獲得這個美好感受的緣由是，我接受中央電視台和敦煌研究院等部門的邀請，為他們策劃一部大型曆史文化片的腳本而奔往敦煌。但當時我還沒答應由我來執筆。此行更深的願望，則是償還自己遠在少年就心懷不已的一個夢想。
我的邀請者之一—中央電視台的導演孫曾田，是一位富於才氣、緘默內向、主意過剩的人。他沒有安排我們從蘭州飛往敦煌，而是乘坐一輛快報廢的破車，沿著當年周穆王、張騫、法顯、隋煬帝以及張大千、常書鴻等都走過的漫長艱辛的河西走廊，一點點去往敦煌。現在想起來，這輛破車真是選擇得好。唯有在這種破車的顛簸搖晃中，才能尋覓到當年那種古道牛車的感覺。而這條沒有任何現代生活痕跡的千裏之途真好比一條時光隧道。我在不知不覺中被引入了曆史。
在敦煌，受到莫高窟巨大的美與文化的震撼之後，我又給這位導演拉到敦煌四外的大漠上，去造訪一處處傾圮千年的古城。他肯定知道，對於我，曆史的生命就是這些至今猶存的遺址；生動的曆史精神依然在這些世間僅存的曆史空間裏閃閃發光。當我在那條通往玉門關—也是玄奘走過的絲綢古道上，被激動得連喊帶叫時，我發現這位導演的眼睛異樣的明亮。當時，還以為他和我一樣被眼前這博大而輝煌的曆史景象所降服。過後才明白，其實那是一種獵人捕到獵物時的目光。我已經如醉如癡地中了他的圈套。說服一個作家最好的方式是叫他深深感動。於是我主動伸出手接過這一寫作的使命。敦煌已經把我對曆史、文化、佛教和藝術的想象瘋狂地燃燒起來。任何作家在創作激情到來時，都是妄自尊大的。那時我甚至狂妄地認為，這件事非我莫屬！
在返回天津後的兩個月裏，我把一切都思考成熟，寫出提綱，這便是收在本書最後部分的“附錄”。也許由於受到了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先生的啟發—他主張拍一部“空前絕後”的巨片，因而我從最初構想時就拒絕以往的電視片所采用的介紹性方式。史詩性是我寫作的起點，也是豎著目標的終點。放眼敦煌，線索錯綜複雜，但有五條大的曆史線索，猶如地圖上走勢清晰的山脈，即中西交流史（絲綢之路史）、佛教東漸史、北方史、中古史和敦煌石窟藝術史。其中任何一條線索都可以作為主線，但是任何一條線索也無法將敦煌博大恢宏的精神內涵包容起來。我決定將所有整塊曆史內容全部打碎，按照不同的特定和獨自的思想命題，重新組合，構成一個個動人的形象的曆史空間。這種寫法，近於文學創作。敦煌的素材浩如煙海，打碎的素材龐雜無邊。當我進入寫作後，才知道我已經把一個巨大而沉重的曆史文化的大山壓在自己的脊背上。將近一年的寫作期間，我常常會聽到自己的脊梁骨嘎嘎作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