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學院製的好處是，學生可以與不同專業的老師、同學一起生活、學習，相互切磋，取長補短。壞處也十分明顯，就是減少了與更多的同行同道交流的機會。不過那樣一來，也會催人獨立思考，有利於培養通才。無論哪種體製，關鍵在於師資和管理。依我之見，中國的大學目前尚缺乏獨立、自傲的精神，尤其是那種舍我其誰的氣概。還有一條很 重要，無論院係還是學校，都應該營造一種讓師生為之驕傲的氛圍。當我隨貝克教授進入到三一學院餐廳時，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身為大數學家的他仍為自己是學院的一分子而自豪。
楊：劍橋的中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曾把浙江大學比喻為“東方劍橋”，作為一名浙大教授，又曾訪學劍橋，您認同他的這一比喻嗎？
蔡：李約瑟博士和他的兩任妻子同葬在劍橋的一棵菩提樹下，他的辦公室如今歸物理學家霍金使用。李約瑟的出現和逝世使得劍橋校園裏在牛頓的蘋果樹、彌爾頓的桑樹以外又多了一棵名樹。李約瑟當年訪問的是抗戰時期西遷貴州的浙江大學，他對蘇步青教授說的這個比喻無疑是發自內心的稱讚和鼓勵。60 多年過去了，浙大要接近劍橋，仍需不懈努力，無論在科學還是人文領域。
楊：您還造訪了牛津大學，您認為英國這兩所最古老的大學有什麼不同之處？您更喜歡哪一所？
蔡：劍橋人喜歡說這樣一句話，假如劍橋曆史上隻培養了牛頓一個學生，也值了。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牛頓，牛津和劍橋的曆史貢獻大致相當。可是，我們知道，劍橋大學是由牛津大學的一批老師逃難到劍橋辦起來的。因此，即使劍橋大學如今比牛津大學更為出色，那也是應該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外表上看，劍橋的校園比牛津的美麗，各個學院都有比足球場還大的草坪，尤其是劍河兩岸風光最為迷人，而牛津則更多地藏匿著原始的風貌和激情。在牛津，我曾到莎士比亞當年下榻的小客棧喝酒。每次莎翁在倫敦排演完他的戲後都乘馬車回家，牛津正好在他回家的路上。那會兒我想到了，假如莎士比亞上了離他比較近的牛津，那麼這兩所大學便旗鼓相當了。
楊：您提到倫敦與劍橋、牛津構成了一個直角三角形，這個三角形對英國非常重要，為什麼呢？中國是否也有這樣的三角形？
蔡：我想如果這三個智力的頂點任何一個缺失的話，英國就不成其為英國了，這艘大西洋中的巨輪就會減速、倒退甚或沉沒。從幾何學和力學的觀點來看，三角形是最穩定的構圖。北京也有一個三角形，那就是海澱區的北大、清華和中關村。可惜它的麵積實在太小了，不足以支撐起龐大的國土上的智慧，長三角或珠三角也是如此。北京、上海和香港這個三角形夠大了，但其中的智慧成分尚顯不足。
楊：從您的照片、文字中，可以感覺到您對蘇格蘭也十分鍾愛。此外您還去了威爾士和北愛爾蘭，能談談這三個地方嗎？
蔡：蘇格蘭不僅誕生了風笛、短裙、威士忌和高爾夫，還擁有工業革命的重鎮格拉斯哥和“北方的雅典”——愛丁堡。格拉斯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在18 世紀人才輩出，思想 家、經濟學家、科學家尤其發明家雲集，學術聲望和影響蓋過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如今，一年一度的愛丁堡藝術節又成了全世界規模最大、最吸引遊客的藝術盛會。威爾士原本吸引我的是詩人迪蘭·托馬斯，在遊曆了英格蘭的湖區後，我從約翰·列儂的故鄉也是“紅軍”俱樂部所在地利物浦出發，乘火車來到威爾士北部。那天收獲最大的是火車上所見的雲彩，以前我沒想到，有形的白雲也可以成為照片的主角，當然，需要農舍和籬笆作為陪襯。北愛之旅是在2007 年夏天，我參加了愛爾蘭詩歌節後，在沒有簽證的情況下進入英國國土。在貝爾法斯特街頭，我忘記了“愛爾蘭共和軍”的存在，沉浸於“非法入境”的喜悅之中。
青年與社會
楊：今年是“五四運動”90 周年。您有沒有關於“五四青年節”的記憶？可以談談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蔡：上大學時我基本上是個少年，很少參加青年的活動，幾乎沒什麼記憶了。印象較為深刻的是1985 年的青年節，那時我已經在讀博士。在北京召開了部分高校大型社會觀念變革學術討論會，我作為山東大學的代表乘火車進京（有可能是在人大或北師大），那次是我第一次坐臥鋪車廂。大夥兒的觀念非常活躍，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也來參加了，那會兒他正處於壯年，記得有一天我們麵對麵就座，曾經就某個觀點激烈辯論過。從那以後24 年過去了，我再也沒見到杜教授，雖然20 世紀我多次造訪哈佛，杜先生來浙大擔任光彪教授也有好幾年了。順便提一下，那個年代我們都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意願甚至行動，希望能在你們這一代人身上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