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的起源
專欄
作者：劉波
真正意義上的佛陀形象，並非隨著佛陀的滅度而產生，乃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醞釀準備階段。印度北部的犍陀羅地區，先後因為戰爭的爭奪而活躍著多種文明——首先是作為古代印度十六列國之一，公元前六世紀為波斯帝國侵占，又於公元前326年為馬其頓國王亞曆山大大帝所征服，公元前305年孔雀王朝將其奪回並開始傳播佛教。後於公元前190年又為巴特科裏亞希臘人征服，此後爭奪始終沒有停止，飽受戰亂之苦的犍陀羅地區也是各種古老文明的交彙、融合之地。
佛像的出現，伴隨著公元一世紀大乘佛教的興起。此時正是印度貴霜王朝時期，佛教正在經曆從部派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轉變。大乘佛教更注重普度眾生的廣大悲懷，佛陀就成為具有神性的救世主。這一思想與犍陀羅地區所流行的希臘、羅馬“神人同形”造像傳統相吻合。從而促使工匠們開始打破佛教戒律，尋求創造佛陀的形象。不過最初的佛像也同其產生地犍陀羅一樣，是一顆多元文化共同澆灌培育的種子：佛陀頭顱酷似希臘太陽神阿波羅，身披羅馬長袍，頭頂的肉髻、眉間白毫、身後光環等則來自傳統印度的偉人。
在今天距離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不遠的塔克西拉地區，遍布千百年前盛極一時的佛教遺跡。博物館陳列著出土的各種佛教造像：圓雕、浮雕、群像、單獨禮拜佛，還有數不清的斷臂殘肢。而其中最富魅力的當數佛陀的神情：或冥思、或靜觀、或愉悅、或嚴峻。而且整體看去，佛陀形象的微妙變化還是清晰反映在不同時期的造像中。隨著地域和時期的不同，古代印度的佛教造像也不同，比如塔克西拉佛像多用粘土塑成，而拉合爾博物館則珍藏著大量堅硬的青石雕鑿而成的佛像。
產生於犍陀羅地區的佛教造像藝術，是一個偉大的創造。它隨著佛教的東傳而漸漸進入中土，在今天中國新疆、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乃至於韓國、日本等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新疆古代龜茲國（今天的庫車）就有大型佛教洞窟，走入其中，滿壁的彩繪還不是用中國畫柔軟的毛筆，乃是就地取材，用當地的蘆管蘸墨勾畫，堅挺的沒有粗細變化的細線時時可見筆尖和牆壁相抗而行所產生的戰筆（曲曲折折）。形象則來自中亞，隱約可見古代希臘羅馬甚至波斯的藝術影響。繼續往東，到了新疆吐魯番和甘肅敦煌，則可以見到西域和內地兩種截然不同的圖繪風格的並置場景，所謂的“文明對話”在這裏成了一個最生動的注腳。
在中國的佛教造像藝術中，有四大石窟，除了敦煌之外，還有甘肅天水的麥積山、山西大同雲岡和河南洛陽龍門，也體現了犍陀羅佛像逐步中國本土化的曆程。原來的希臘太陽神阿波羅的高鼻深目最先被中亞一帶的形象所改造，然後隨著東行的步伐而逐步變成中國古代的高士。大同雲岡曇曜五窟高峻龐然的造像還保留著犍陀羅藝術的大部分特征，而隨著開窟建寺的進一步擴大和佛教思想的進一步融合，特別是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秀骨清相”的中國士人就成為佛教造像的新的創造。“飛天”的形象也幾經流變，十六國時期的古拙和北魏時期的嚴整，再到東魏、北齊的流美然後再到唐代的繁複，正好可以拉出一個完整的圖像誌來。而佛教造像在中國的進一步變革來自中國文化自身的流變：南北朝清雋、瘦峭的麵容，到了唐代則變為豐腴圓潤。自此完全進入中國文化的軌道，佛教思想也完全深入地融合到中國的思想觀念中，成為後世重要的思想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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