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
作者：徐百柯
建築史也許該記錄這樣一次有趣的飯局：上世紀50年代初，中國最負盛名的兩位建築師楊廷寶（1901年—1982年）和梁思成，以及他們的學生輩，在北京東安市場一家飯館就餐。談話間，楊廷寶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打量著麵前的桌椅，然後從懷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記錄在小本上。
他說，這套桌椅隻占了極小的空間，而坐著甚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楊廷寶的學生回憶，他常常提諸如此類的“小”問題：人的最小空間是多少？人的活動空間至少要多少？一張八個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間？桌椅的高度該是多少？門把手和門鎖裝在什麼高度才合適？他總是隨身攜帶一把鋼卷尺、一支筆和一個小記事本，隨時記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畫下他認為值得參考的速寫。
坐在車內，他有時會指著車窗外的城市建築問學生：這樣的處理，合適不合適？好不好？
給建築係學生演講，學生期待著聽“這麼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築師”大談設計，他卻告白：“我來說說台階的踏步怎麼做，好嗎？”然後講了一大通踏步尺寸與人體的關係雲雲。
後人懷念他：“總之，他一直在關心著建築師為人類提供的生活和生存環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
清華大學圖書館被視為三代建築師“契合”的經典作品，1919年由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設計，12年後由楊廷寶設計擴建，1982年由清華名教授關肇鄴第二次設計擴建。關肇鄴曾經回憶自己初次見到清華圖書館時的情形。抗戰剛勝利，以清華園為傷兵醫院的日軍撤走不久，到處荒草沒膝，滿目瘡痍，圖書館內大理石地麵上滿是血汙，雜物狼藉，然而“外表的淒涼”絲毫不能掩蓋這座建築一二期設計渾然一體的“內質的壯美”，使人久久不忍離去。
關肇鄴在楊廷寶的擴建設計中讀出了“一種整體思想，一種具有社會責任感的建築師的設計理念”。
這樣一種理念，正是當下中國建築和整個社會所稀缺的。關肇鄴感歎：“經常可以聽到人們對不少建築隻想誇張突出自己，標新立異，不顧整體關係的抱怨。這在商業街區上為廣告宣傳的目的使然，倒也罷了。但這種風氣已蔓延到政治性、紀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築中去，實在不能不說是建築學的一大誤區。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建築的擁有者、投資商以此來顯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築師也自覺不自覺地以此突顯、表現自己。受害的則是我們的城市整體形象及其潛移默化對社會思想的侵蝕作用。”
上世紀50年代初，國內建築界熱衷搞“大屋頂”，斷言這樣才算繼承民族傳統，才具有中國氣派。北京市的規劃部門甚至規定，不做大屋頂方案，就不發施工執照。然而楊廷寶說：“我不反對大屋頂，但那太浪費錢了。我們搞設計，不能趕浪頭、隨風倒。”
於是他“頂風”設計了簡約美觀的北京和平賓館。這個後來成為中國公共建築之典範的作品，當時卻差點兒被人當做“靶子”來批判，幸虧周恩來發話：“這個建築不是設計得很合理嗎？這座賓館解決了問題了嘛！”
楊廷寶說“不反對”，確是由衷之言。中國現代建築的民族風格，正是當年他和呂彥直、劉敦楨等一批建築師開創的。他早年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但始終熱愛中國那些親切的帶著鄉土味的東西，比如天津泥人張的手藝、北京天橋的叫賣……
為了討教古建築的秘訣，平時連紙煙也不抽一口的他，可以陪老工匠躺鴉片館，親手為老工匠燒煙泡，被熏得夠“嗆”。事後講起來，他也並未眉飛色舞，而隻是帶著他那“誠篤的微笑”。
毫無疑問，楊廷寶屬於最配得上“建築師”稱謂的那一類人。人們說，楊老是實幹家，最愉快莫過於工作，最難過莫甚於無所事事、相對談玄。“文革”中，他被戴過“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高帽、關過牛棚，後來又被“解放”，樹為“樣板”，又是采訪又是拍照，使他疲於應付；業務上，卻無人理會，他被冷在一邊。
這樣的日子裏，他的學生記得一個場景：七十多歲的老人，用鋼筆在大約一尺見方的紙上畫著，是一幅精心的設計方案鳥瞰圖，線條仍然穩練，但手有點哆嗦。
摘自《信息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