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實上，安昌市在山陰縣城西北50裏處，安昌鄉在山陰縣城北麵30裏處。南宋時的安昌鄉不是明清時的安昌市，“安昌市，乃在清風鄉適中之地”，由鄭鬥南開市而成。張世慶《答高逸帆書》認為曆史上確實有安昌、清風兩鄉，而且“以現今之四十四、四十五兩都為安昌鄉；四十六、四十七兩都為清風鄉”，但因無法確認“今之都圖是否即元之都圖”，故籠統地以故老所傳洞橋以東為東市、洞橋以西為西市為依據，認為洞橋以東為安昌鄉，洞橋以西為清風鄉，明清時期的安昌市“則當合兩鄉而稱市”。地域空間比高驤雲之說更加廣闊。其二，“木棉之利，歲登數十萬，而此數十萬木棉，又必於市易粟與一切居處日用之資，則市有之懋遷有無，又不啻數十萬”。安昌最初是因周圍廣大農村地區棉業專業化程度的提高而成市並發展、繁榮的，農戶在漲沙之地種植的棉花以及經深加工產生的棉產品，必須建立一處可以出售和交換的平台。這些需要平台的區域理所當然成了安昌的地域空間。兩者間的聯係，則通過傳統的交通運輸手段尤其是航行於河道中的船隻，一頭是“自東至西約三裏，以關帝廟為界，分東西兩市”的安昌鎮區，而另一頭是提供棉花以及棉產品的地域空間，所轄村落達數十處之多。其三，市鎮本身主要作為一處商品交換中心而非農產品和手工產品的生產中心，它的作用主要在於將其地域空間內農戶所生產的農產品和手工產品彙集起來，溝通它們之間以及與其他地區產品的交換。農戶赴市趕集，一方麵出售自己生產的農產品和手工產品，另一方麵換回生產、生活的必需品。而農戶赴市趕集路程的遠近，將決定某一市鎮地域空間的大小、路程遙遠、地域空間廣闊，反之，則不然。按以往的研究，“小農趕集貿易，一般隻需要1-2小時的路程，步行半日即可往返……河網地區由於水路交通之便，實際耗時則要少得多”。地域空間“因地而異，籠統地說方圓數十裏，大致不會太離譜”。
在市鎮密度大的地區，地域空間就相對小一點；在市鎮密度小的地區，地域空間就相對大一點。由於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安昌附近分布著大量市鎮，農戶赴市趕集，便有多處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安昌的地域空間，“紹興四大鎮：東為東關鎮，南為稽東鎮，西為柯橋鎮，北區各市推安昌鎮首屬一指”。“安昌鎮東距鬥門市二十裏，東南距陽嘉龍市十五裏，南距華舍市七裏，西南離柯橋鎮十八裏，西北離塘頭市十二裏。赴安昌市者，四麵可十三四裏以內”。“集市不分單雙日”，而且“極擁擠不堪”。至於近者“如遺風各村，距離不過五六裏”。農戶赴市趕集，僅需二三十分鍾的路程。如果路程過於遙遠，往返耗時太久，農戶勢必將選擇更近的市鎮，而使安昌所轄村落大致輻射在幾十處，最多時也未超過百數。其四，安昌的地域空間在最初形成時，完全基於經濟交流的需要，是一種自發的經濟行為，而與行政區劃毫無關係。但至清末，隨著地方行政管理製度的不斷強化和日趨完善，地域空間已與行政區劃互相重疊，且因行政區劃的調整變化，地域空間也相應地擴大或縮小，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因將原屬安昌的黃公漊、裏壩、外壩、單木橋、眾興庵、黃包、鎮海、財神殿、長沙殿、閘湖、梅龍殿灣、二埭橫灣、許仙橋、壽大潭、陰山地、閘湖、老鼠尾等17個村落劃歸蕭山，不僅直接導致安昌地域空間的縮小，而且由於其中大量植棉地的劃出，植棉地麵積從1919年的19000畝下降至當時的2208畝，棉業經營的重心開始轉移。當腹地廣闊的地域空間因行政區劃調整變化縮小後，安昌部分地失去了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尚無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情形下，市鎮經濟深受影響，放緩了發展的步伐。顯然，由行政區劃調整變化引起的地域空間的擴大或縮小，對安昌經濟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總之，號稱“銀安昌”的繁榮，就是在一定地域空間的基礎上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分布在周圍的廣大農村地區，將不會有安昌的發展。地域空間對安昌鎮區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