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尤其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曆史時期，自然資源對於某一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特色的形成，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曆史時期安昌的經濟基礎，深深植根於其所在區域的自然資源。自然資源決定著安昌早期的經濟特色。明末以前，安昌瀕錢塘江，與後海相連接，“帶海傍湖”，水產資源豐富，漁業、鹽業相對發展，在當地的經濟結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明末清初，因多種因素的影響，漁鹽之業讓位於棉業，逐步走向衰微，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份額同時下降。而隨著棉業專業化的全麵展開，安昌終於成為棉業市鎮。本章先敘述安昌的漁鹽之業，再研究棉業，以凸顯其經濟特色及在紹興市鎮中所處的地位。
一、漁鹽衰微
（一）漁業
“安昌市者，山陰西北之偏隅也，瀕海而居，代奉漁鹽之賦。”
因瀕後海，正位於鹹水與淡水的交彙處，浦陽江改道西小江入海，帶去豐富的餌料，而“潮汐出沒”，又不斷把海水魚類送進內河，以致到了晉代，這一帶尚能捕撈到從沿海遊入內河的墨魚，而且原淺海沼澤地經深入、持久的水利建設而部分成為湖河港汊，淡水麵積不斷擴大，“蛙黽同渚”，水產資源特別豐富，嘉泰《會稽誌》曾列舉了當地春秋以來的水產資源，其中海水水產資源有鯔魚、魚、石首魚（即大黃魚）、春魚（即小黃魚）、梅魚、比目魚、墨魚、水母等，淡水水產資源有鱸魚、鯉魚、鯽魚、鱔魚、鰱魚、銀魚、鱣魚、鱅魚、鮆魚等，因此既可從事淡水捕撈，也可進行近海作業，漁業經濟發達。淡水捕撈、海水捕撈尤其是近海捕撈成為安昌的主要生產方式之一。
一般而言，紹興的漁業經濟大致以明代為分界線。此前，基本停留在“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蓺饒食，無饑饉之患”的層麵上，雖然已出現了《陶朱公養魚經》、《會稽郡造海味法》等養魚、海產品加工的著作，也有了“供文人學士徜徉之所，為詩酒閑談之助”的莊園式養魚，但均缺乏專業特色，基本生產方式是依靠豐富的水產資源，隨時隨地進行捕撈。逮及明代，則發生了較大的演變，具體表現在：一是從業人員繁多。捕撈魚蝦成為副業，史載：“魚梁罾笱，家家門前懸掛之。”或者“生東海中，春水既至則群至海濱淺處散子，求魚者聞水底鳴如鴨，乃下網。其魚夜視有光，鮮食甚佳，暴幹成鯗，蓋海味之珍品”。二是養殖技術提高。包括庭院養殖、外蕩養殖和河道養殖等，“山、會、諸暨以南，大多鑿池，養魚為業”，“每春初，九江有販魚秧者，買放池中，輒以萬計。為魚秧時，飼以粉；稍大，則飼以糟糠；久則飼以草。……其間多鱅、鰱、鯉、鯇、青魚而已。”
養殖魚種齊全，並據魚類在成長中喂的飼料和在水體中棲息的位置，進行混合養殖，大大提高了養殖的效果。三是魚米交易擴大。
當地曾流傳著這樣一首漁歌：水上去，浪裏來，披星戴月把網撒，大魚小魚才上網，明日上街換米糧。表明魚米交易已非自給自足以外偶爾為之的商品交換，相反卻進行專業化的經營，魚類投放市場，進入流通領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四是雇傭關係出現。“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直耳”，出現“漁東”、“漁夥”之分。
與整個紹興的漁業經濟相關聯，安昌的漁業經濟可溯及後白洋村古文化遺址時期，沿海聚落除墾殖土地外，兼營魚類捕撈。
盡管考古發掘未能發現如河姆渡文化遺址中木槳、陶舟、骨叉、骨鏢、骨鉤、骨結網器等遺物以及鯉魚、鯽魚、青魚、鯔魚等魚骨，但從晾網山（即塗山）、扳罾埠頭、遺風鯰魚灘等地名推斷，當地已使用漁具捕撈近海或淡水魚類，晾網山、扳罾埠頭、遺風鯰魚灘等是張網捕魚的地方。由於魚類養殖需要租蕩、作箔、買魚秧等較高的投資，除少數富商大戶如西市顧氏家族之魚塘顧家池頭外，安昌的專業養魚者並不多，一般以捕撈野生水產資源為業，捕撈量大於養殖量，以致非常依賴水源，如前麵提到的盛陵村本依江而存，當地農戶依靠捕撈水產資源為生，錢塘江江道北移後，為逐漁業之利，不得不一再隨江道北遷。
總之，安昌的漁業經濟，不僅有悠久的發展曆史，而且有重要的經濟意義。但至明末以後卻逐漸衰微。漁業經濟在安昌走下坡路的原因很多：一是江道北移並穩定在北大門後，白洋山外漲沙不斷擴大，安昌從此與海洋隔絕了關係。明崇禎十一年（1638）8月，散文家張岱為吊唁出生於安昌的兵部尚書朱燮元，曾在白洋觀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