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基本性質也決定了文學語言的特征和作用。總的來說，文學語言是文學的藝術語言，文學作品的形象，直接與語言相關，建立在一定的語言範疇之上。“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胡有清，1999： 100）”，“是作家、詩人用來描繪人生圖畫的特殊的工具，是集中傳達人們審美意識的物質手段（李潤新，1994： 7）”。這便決定了文學作品中內容和形式的關係與理論著作、科技論著等不同。後者的語言形式主要為了表達概念，因此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文學作品中，語言形式與形象內容卻非常積極地相互作用，相互統一，密切相關。
其次，文學語言傳情達意，富有形象性、含類象、標誌、象征等特點，鮮明，生動，精煉；具有豐富的內涵，蘊藉雋永，並且表現出多樣性：一是功能多樣，包括敘述、描寫、抒情等；二是形式多樣，如口語、書麵語、成語、諺語、外來語等；三是修辭手法多樣，具有五光十色的語言變體，加之作者語言風格的多樣性，所有這些都使得文學語言色彩斑斕，絢麗奪目，變化萬千。
此外，理論科技語言是直指式的，要求語言符號與指稱對象一一吻合，具有單一、簡捷、明了的特點，類似數學或符號邏輯學那種標誌係統（such a system of signs as mathematics or symbolic logic），屬於“世界性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Wellek， 1977： 23）。而文學語言卻帶模糊性，存在多種歧義，由此擴大了作品的思想內容，在作品的字裏行間留下了無數個空白點，為讀者（包括譯者）帶來不同的思維天地。如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正是由於該言語的模糊邏輯，為這句話增添了藝術魅力，產生了撲朔迷離的奇特效果，導致了不同解讀、詮釋。如卞之琳先生譯為“活下去還是不活”；朱生豪先生譯為“生存還是毀滅”；張慶路先生認為應譯為“妥協呢還是鬥爭呢”（見《中國翻譯》1990年第3期）等等。
最後，語言尤其是文學語言還表現為多變量的。不同思維角度導致不同參照點的選取和不同焦點、信息的傳達；大量同義詞以及同一語義層次相關詞的運用和語言中，尤其文學語言中存在的變異現象；語法同義結構的運用等，使得一種思維內容往往可有多種表達形式。而作為用一種語言傳遞另一種語言的思維內容的翻譯，由於雙語思維方式、用語、修辭方式、語言結構、審美視角等不一致，其表達手段更加具有多元性特點。
概言之，文學語言深深地植根於語言的曆史結構中，強調對符號本身的注意（it stresses the awareness of the sign itself）（Wellek， 1977： 23）及其富有形象性、情感性、多樣性、模糊性、多變量等特點，凸顯出文學翻譯中語言的作用和意義，闡釋的艱巨性和多重性，從而也就進一步說明了文學作品尤其是名著重譯的必要性和價值，同時也為成功重譯的標準提供了內在啟示。
3. 文學作品成功重譯的標準
鑒於語言在文學中的突出地位和價值，文學翻譯說到底是一種語言行為，語言是文學翻譯的基本因素。譯者通過語言來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感情色彩、藝術形象、文體風格，同時也運用語言傳情達意，進行藝術再創造。翻譯毋需構思，從基本意義上看，文學翻譯的藝術是語言的藝術，其成功與否，基本上在語言方麵見功夫。一部文學著作是否成功重譯或是否超越了舊譯，一方麵固然要看對原著思想內涵是否有更準確的領悟和把握，即內容上是否更貼近原著。一部幾十萬字的文學作品，譯者尤其是初譯者難免有誤譯、漏譯之處，重譯時能否發現、是否修正了固然是衡量重譯是否有所改進的一方麵準則。但除極少數譯者不負責任胡亂翻譯以及個別譯者（如清代末年林紓）不諳外語外，大量誤譯、漏譯情形較為鮮見。因此，重譯成功與否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語言文字上。新譯本是否比原譯更好地達到了原著的語言風格、藝術效果和意境？語言表達和梳理上是否更勝一籌？是否更具有藝術魅力和美學價值？這是重譯者超越舊譯的一個主要突破口和值得大展身手的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