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國抗日）題材文藝作品的曆史觀差異
專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作者：張祖群
文藝作品與形式，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某種價值觀、曆史觀的反映。跳出中國的角度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我們自己認識的二戰（中國艱辛抗戰、被侵略、任人宰割）有很大的不同。沒有經曆過這場戰爭的人，是很難深刻體會紀念二戰反法西斯勝利的意義的。“我者”與“他者”之所以對於二戰題材產生曆史觀差異，實際上與戰後處理與冷戰格局有關，“戰爭責任誰來負”至今混淆不清，日本需要徹底反省才能真正麵向未來。基於權威的《光明日報》主流媒體文獻，重新解讀二戰題材的文藝作品，不是複仇，更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文藝觀的體現，而是正視曆史記憶、戰爭創傷、民族苦難，“仇必和而解”，為文化和解與共同的未來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他者”的文藝作品如何看待“二戰”
（一）西方人看“二戰”（抗日戰爭）
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與日本戰爭，有兩部電影非常著名：1.《太陽帝國》對日軍的失敗滿懷同情，對中國人民所承受的戰爭苦難視而不見。這種對侵略者充滿崇敬，對被侵略者則漠不關心與刻意醜化，到底是什麼價值觀？2.《黃石的孩子》對待中日之間那場長達14年的戰爭，終於站在了正義的立場，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暴行與中國人所受的苦難、傷害被展現於銀幕之上。銀幕之外，美國人民不得不思考：美國是如何被卷入那場戰爭的，有幸的是，二戰的戰火始終沒有燒到美國本土。[1]
（二）日本人看“二戰”（抗日戰爭）
日本的戰爭題材影片很多是反映“日本如何在戰爭中遭受苦難”的，譬如其中以日軍和美軍在衝繩的激戰以及以廣島、長崎遭核爆為故事背景的影視作品尤其感人。8月15被稱為“終戰日”，為紀念終戰，每一年的這一天，日本各大電視台會播放反映和平主張，或是表現親情、愛情等的戰爭片。以百田尚樹的暢銷小說《永遠的零》改編的同名電影2013年一經上映，就引起轟動。該影片以日本二戰零式戰機飛行員為題材，描繪了士兵在戰爭中對生命的留戀、對和平的向往，這樣的主題令人落淚。在日本，中國所拍攝的抗戰題材影片被稱為“反日片”。在許多右翼分子看來，“反日片”無非是想激起“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被公開放映的機會很少。有些中國拍攝得離譜的“抗日神劇”，日本國民則一笑了之，因為它們被歸類於科幻動畫頻道。
二、“我者”（中國）的文藝作品如何書寫“二戰”
（一）70年前“我者”（中國）的文藝抗戰
如果你是一個兵，你就上戰場；如果你是文人，你就拿起筆；如果你是一個藝人，你就上舞台。抗戰時期除了軍事直接抗戰、外交抗戰以外，還有影視抗戰等多種文藝形式。不同民眾麵對日本鐵蹄，不願做亡國奴，共同書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抗戰篇章。
1.抗日電影。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後，上海組織戰地攝影團，拍攝了《抗日血戰》《暴日禍滬記》等抗戰新聞紀錄片，以及《國人速醒》《血錢》等抗日動畫片和《共赴國難》《東北二女子》等抗戰故事片。隨著抗戰的逐步深入，中國電影工作者陸續拍攝了一係列優秀作品[2]，例如《民族生存》（1933）、《中國海的怒潮》（1933）、《烈焰》（1933）、《戰地曆險記》（1933年）、《民族生存》（1933年）、《風雲兒女》（1935年）、《狼山喋血記》（1936）、《保衛我們的土地》（1938）、《熱血忠魂》（1938）、《老百姓萬歲》（1938-1939）、《保家鄉》（1939）、《好丈夫》（1939）、《中華兒女》（1939）、《長空萬裏》（1940）、《東亞之光》（1940）、《火的洗禮》（1940）、《青年中國》（1940）、《塞上風雲》（1940）、《風雪太行山》（1940）、《日本間諜》（1943年）[3]等。抗戰勝利之後，《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將傳統故事《鍘美案》置放於抗日戰爭的背景之下，濃縮了抗戰前後將近10年間的複雜社會生活，通過素芬及其一家人的悲劇命運，深入地展現了普通中國民眾因戰爭而遭遇的身心創痛，為曆史留下了不朽的影像記錄。這部典型的史詩般的家庭倫理片，在中國電影史上地位很高，例如，李道新認為這是“中華民族見證抗戰曆史、恢複創傷記憶的最佳載體”。[4]
2.抗日戲劇。抗戰戲劇肩負著呼喚民眾抗日救亡的曆史重任，自覺地與大轉折時代、國恨家仇聯係在一起，使其成為民眾發泄抗戰情緒的爆發點，普通民眾把抗戰戲劇當作了自己的代言人。抗戰戲劇包括抗戰題材的話劇、歌劇、舞劇、音樂劇、木偶戲等多種形式。比較典型的有1937年中國劇作者協會夏衍等集體創作的三幕劇《保衛盧溝橋》，金劍嘯、潘富玉創作的獨幕劇《海風》《最後一課》，田漢的《亂種》《戰友》《回春之曲》，夏衍的《咱們要反攻》，樓適夷的《S·O·S》，於伶的《回聲》，洪深的《飛將軍》《走私》，淩鶴的《再上前線》《黑地獄》，章泯的《我們的故鄉》，陳鯉庭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最典型的如話劇《放下你的鞭子》，演遍了大江南北，處處受到民眾的歡迎，激起千百萬群眾的愛國熱情，成為演出史上的奇跡。盡管戰地宣傳話劇在藝術形式上較為簡單，卻照顧到了中國普通民眾的最低觀賞水平，使得文盲充斥的底層民眾能夠得以欣賞、受到啟發。戲劇家們在創作演出時著力進行大眾化、民族化的努力，從而使話劇的審美情趣更加貼近民眾。正是這些貼近民眾抗戰戲劇，徹底完成了話劇大眾化、民族化、本土化與中國化的任務。[5]1938年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委派郭沫若領導與組織了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1個孩子劇團，分赴全國各個戰區進行宣傳演出，宣傳與動員全民投入抗戰。1941年以後，在陪都重慶共演出239部多幕劇、獨幕劇，例如《全民總動員》《一年間》《國家至上》《夜上海》《霧重慶》《屈原》《北京人》《天國春秋》《法西斯細菌》《戲劇春秋》等均引發民眾共鳴。伴隨著這些抗戰戲劇的演出，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了群眾獻金活動，“擦皮鞋的小孩子、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老媽子、洗澡堂裏揩背的、茶樓酒店的堂倌”等底層勞苦大眾成為抗戰捐款的主力。第三廳用這些捐款購買了10輛卡車，組成抗戰交通隊，定期將抗戰宣傳品、慰勞品送往抗戰前線。[6]
抗日戲劇中有一種特殊類型——街頭劇，典型的有《放下你的鞭子》《鳳凰城》《野玫瑰》等。[7]街道旁邊就是抗戰戲劇的舞台，走路經過的旁人不知道是演戲，停下來看個究竟，最後人越聚越多，這樣宣傳了抗日。王鼎鈞在西逃途中回憶一個叫《放下你的鞭子》的街頭劇：一個老漢帶著一個小女孩在街頭賣唱，兩人就是乞丐。小女孩沒吃飯，餓昏了，根本唱不出來，老漢還要打她：趕緊唱。觀眾實在看不過去了，上前幹涉：你怎麼可以打小孩呢？一問才知道老漢是難民，日本軍隊占領了他們家鄉。老漢向觀眾控訴日本軍隊的暴行，觀眾個個都義憤填膺，摩拳擦掌。最後老漢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周圍懷著同情心的觀眾扔下不少零錢。一個小型的演劇隊邊走邊演，走到一個村子演完了，再到下個村子：一天演三場兩場，八千裏路雲和月。[8]
3.抗日歌曲。典型的有《大刀進行曲》《黃河大合唱》《鬆花江上》，左翼進步歌曲《抗敵歌》，延安根據地的《延安頌》《革命將士出征歌》《抗日將士出征歌》《工農齊武裝》《二月裏來》《兄妹開荒》《黃河大合唱》，東北抗聯的《露營之歌》等。
4.抗日詩歌。例如田間與柯仲平等在延安發起的“街頭詩”運動，誕生了《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義勇軍》《堅壁》等名篇。
（二）當今紀念抗戰勝利的多種文藝形式
當今，紀念抗戰有多種文藝形式，不同文藝形式隻是借助不同的文藝平台，內核都正視那場戰爭，重拾當年中國人民抗戰的艱辛，為和平祈福。
1.現代影視作品紀念抗戰。建國後的“十七年”時期（1949-1966）中國大陸保守估計產出600多部影片，其中戰爭片占有比例31%（數量超過180部），而抗戰電影有36部，大約占戰爭片總數的20%。在2000年至2014年間，中國大陸內地共產出4135部電影，其中戰爭片超過220部，比例下降為全部影片總數的5%，而抗戰題材電影112部，在戰爭片中的比例則上升到51%。在電視劇領域的統計也表明：2011、2012、2013年抗戰題材電視劇在戰爭劇總數當中的比例分別達52%、65%和76%。抗戰題材影視作品竟然占據戰爭片的“半壁江山”，這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深思嗎？[9]典型的有電影《晚鍾》與《百團大戰》，大型文獻紀錄片《大抗戰》《長春往事》《東方主戰場》《光明與陰霾——德日二戰反思錄》《烽火1937》等。試分析幾例：《晚鍾》（1988）作為經典人道主義戰爭片，最早突破了善惡二元對立的敘事模式，刻畫了戰爭對於人性的異化和扭曲，反思與批判了不同形態、不同性質的戰爭災難，給人類帶來的負值效應。2015年7月上映的電影《百團大戰》圍繞“打不打”“怎麼打”“怎樣打才漂亮”三個戰爭主題展開。彭德懷和左權是當之無愧的前台主角，前者光彩四溢、果敢睿智，後者儒雅幹練、有板有眼，毛澤東則是背後配角。梁山、姚尚武、小啞巴、馮師傅等八路軍各級指揮員和普通士兵也閃耀著人性的光輝，雖然小人物出場不多，但在關鍵的點上都為這場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10]2015年推出的《大抗戰》的最大特點是處理好局部抗戰與全國抗戰的關係、正麵戰場與敵後戰場的關係、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關係，同時根據生動感人的故事來有效把握曆史的宏觀框架和具體細節之間的平衡。在曆史文獻的搜集、梳理、分析和運用上下苦功夫。[11]同樣，2015年推出的《長春往事》，其創新處在於：以“普通人的抗戰”作為第一原則，將情景、場景升格為劇情，真實刻畫了敢於抗爭、愛國守土的普通人形象，將最為普通的講故事升級為一種“劇情化”結構，喚醒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長春南大營激戰的東北軍普通士兵的抗戰記憶，這些經曆過大曆史、大事件的小人物是記錄曆史的最鮮活的載體。從重現戰爭創傷向叩問曆史轉變，從堅守價值立場向反思曆史轉折，體現了優秀曆史紀錄片的未來價值取向。[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