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終結“大逃港”
曆史與藝術
作者：黃金生
從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是廣東偷渡外逃之風最嚴重的時期。偷渡的不僅有農民，還有幹部、職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幾歲的中小學生也結伴偷渡。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僅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收入卻是13000港元，差距實在太大。因此，邊防地區普遍流傳“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彙款回來）”“內地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幹一天”的說法。寶安某生產隊24戶108口人，竟有22戶102人外逃，耕地丟荒。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1979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已超過10萬（包括港英當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萬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一倍。收容站人滿為患，生活設施無法適應，收容間過於擁擠。時值夏天，衛生條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時部分收容人員沒有飯吃，開水供應不足，有時飲生水也困難，受傷的收容人員不能及時醫治。在遣送途中，經常發生偷渡人員跳車逃跑、群眾圍觀，偷渡人員被搶走，偷渡人員毆打押運人員、搶奪押送人員武器的惡性事件。押送人員出於安全考慮，曾采用手銬和繩索捆綁的辦法，結果造成了不良影響。
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勳了解情況後，立即召集省委有關領導和部門負責人開會，他嚴肅地批評說：“我們自己的生活條件差，問題解決不了，怎麼能把他們叫偷渡犯呢？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不能把他們當作敵人，你們要把他們統統放走。不能隻是抓人，要把我們內地建設好，讓他們跑來我們這邊才好。”當時，很多人由於仍然受“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束縛，對此批評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
據習仲勳夫人齊心回憶，當時“有人反映習仲勳對反外逃不重視，實際上，他不是不重視外逃問題，而是反對以‘左’的方法處理外逃問題。他認為，把偷渡的人一律當成犯人對待，會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特別令他深思的是，這種沿用以往‘左’的觀點、方法和措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的。必須清理‘左’的遺毒，采取標本兼治的積極態度，從源頭抓起，把經濟搞上去，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逃問題”。
作自我批評
為此，習仲勳派省革委會副主任黃靜波前往深圳貫徹落實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黃靜波到達後，聽了深圳市委副書記方苞等人的彙報，說：“民政部對你們很不滿意，把那麼多人關在收容站那裏，條件又差，這樣不行。省委已經決定了，你們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運走。”方苞說：“一個晚上不能放走那麼多人，要不3天內就會像1962年那樣出現外逃高潮。我們剛剛開始搞改革開放，如果在這時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會造成不好的國際影響。投資者會覺得我們的政策和環境不穩定，喪失來內地投資的信心。這樣不僅中央會批評我們，改革開放也不能順利進行。”雖然黃靜波覺得方苞說得有道理，但是他的組織性極強。他是帶著省委的命令來的，一定要完成任務，堅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運走或放走。最後，深圳市委服從省委的命令放人。結果，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等地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聽信謠傳，誤以為開放邊境，紛紛湧向邊境前沿，強衝邊防，“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由於深圳市委事前已動員一切力量做好圍堵工作，最終深圳市2萬多名偷渡群眾隻跑出800多人。後經深圳市委和邊防部隊全力以赴勸阻教育，才將事態平息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