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微笑地看著他：“所以就投拍了這部？”
“是啊，那個導演是個一點名氣都沒有的新人，可是我一看到他拿給我的劇本就喜歡上了。我甚至願意陪著他準備了三年。”
“三年？”我驚訝道，“那你豈不是在這上麵投了很多錢？”
“啊，還挺多的。”他輕描淡寫地說。
我笑說：“其實，你骨子裏也是個理想主義者吧。比起你的父親，你更加像你母親。”
“算了吧。在生意場上，理想主義者可從來都沒什麼好下場。你知道梅裏愛的結局嗎？”
我搖了搖頭。
“一戰結束後，人們不再喜歡他的電影了，因為他創造的那些夢想與那個滿目瘡痍的世界就如同駢拇枝指般的不合時宜。他的電影公司倒閉了，膠片賣給了塑料廠，他成了蒙帕納斯火車站的一名玩具販售商。雖然很多年後，當那個國家從戰爭的創傷裏恢複過來時，人們又開始重新審視他的作品了，可是他自此之後卻再也沒能拍出過一部電影，他人生的最後一段時間是在友人和社會組織的接濟中度過的。而我的母親，她最後麵目全非地死在了一棟冰冷的大樓裏。所以，你看，我並不希望自己成為一個這麼淒慘的理想主義者。”他將手臂繞在我的肩上說。
我們安靜地看完了那部電影——小男孩和他的夥伴終於找到了那棵橡樹，可惜他並沒有得到任何的神諭。有可能那根本就不是他們要找的橡樹。不過那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地球沒有毀滅，小男孩成了他自己的英雄。盲女在一個春天的夢裏見到了一片矢車菊，它們果真如同人們所說的那麼漂亮。老貓想要抓住的那隻鸚鵡在一個晴朗的早晨飛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它終於睡了一個好覺。
我們也在一支安寧的曲子裏相擁著睡去。夜色倒映在我們麵前的高腳杯裏，香檳色的月光靜靜地飄搖。
次日清晨，我差不多做好了早餐，楊康才打著嗬欠從沙發那邊走了過來。他含混地跟我說了一聲“早”。我對他笑了笑，一邊翻了下平底鍋裏的玉米卷。
他趴在餐台上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
“幹嘛？”我疑惑地看著他。
“這還是第一次吧？”
“什麼第一次？”
“我們昨天晚上居然就那麼抱著睡了一夜，什麼都沒做。”他笑說，“我們不會已經變成那種沒有性生活的老夫妻了吧。”
“你隻是老了而已。”我斜了他一眼說。
“嘿，別太得意，你也隻剩下三年的好時光了。”
我沒搭理他。過了會兒，我將玉米卷和芝士醬盛在盤子裏，不動聲色地問說：“你覺得，我們像夫妻嗎？”
他怔了一下，沒有回答。
“你父親應該不會接受一個在公共場合大談男人和性話題，並且被全上海的男人用****問候過的女人吧？”
“應該不能。”他笑說。
“我也不能想象那種被圈養的生活。”我將早餐和咖啡遞給了他，“最後我們說不定會各自結婚，就像你生日時我們看過的那部電影一樣。然後，我們每年說不定也隻有一天的時間可以在一起喝一杯咖啡，看一部電影，一起度過一個孤獨的夜晚。”
“這還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他啜了口咖啡說。
10月中旬，方路揚回來了，帶回了半箱的膠片，和一堆亂七八糟的手信。
隻半月後，夏安也從上海回來了。她說母親已經康複，現在正在家中靜養，一位可靠的伴侶常伴左右，她也得以安心回來北京整理書稿。
她回來的當晚就去找方路揚了。不過她說自己稍微有點不好意思，便讓我陪她一起去。我按下那扇門的門鈴時，她緊張的像是一個站在演講台上的小女孩。然而門打開時，她卻徹底地僵在了那裏。方路揚同樣僵住了，神色懊悔而窘迫，就如同一個被抓到現形的出軌的男人。而他的身後也的確站著一個女人，那女人正是消失了整整四年的林佩瑜。
這種尷尬的氣氛持續了足足有十秒。直到林佩瑜十分識趣地去臥室回避了，方路揚才頹喪地向我們做出了解釋：“她跟那個男人分手了，那男人拋棄了她。她懷孕了，現在很脆弱，情緒非常不穩定，我不能拋下她不管。”
夏安像是恍然大悟般地點了點頭，麵色平靜地看著方路揚說：“方路揚，你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傻X。”
她說完這句話就快步離開了，我連忙撐起雨傘追上前去。她在我身前大步地向前走著，我舉著雨傘在她身後一路小跑地追趕。她走的實在太快，我幾乎跟不上她的步伐。
晚風將秋天的餘燼吹進傘底，我縮著脖子打了個冷戰。明天開始就是冬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