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韋恩斯坦的心再次糾結了一下，“該死的《紐約時報》。”
談判陷入僵局，開心折中道：“不如這樣，我們保持聯絡，你好好考慮考慮。咱們柏林電影節上再見。”
大胖子哈維的心髒也再次一突，這是他首次麵對“小人物”而無法完勝的局麵，冷笑道：“你這麼肯定能在柏林電影節上有斬獲？”
神秘一笑道：“我們拭目以待。”他多少有些底氣，如果說之前參加柏林電影節還需要報名，現在卻是被主動邀請的對象。
“冷~”
這是抵達柏林後的第一個感受。
柏林全年幾乎一半時間沒有陽光，尤其以2月最為寒冷。氣溫不過零下一二攝氏度，但歐陸寒風勁吹，在戶外呆上一會兒就會瑟瑟發抖。
難為了各路明星，從麥當娜到文德斯，穿著少得可憐的衣服，在寒風中走過紅地毯，還得不時停下接受突如其來的媒體采訪。
歐洲三大電影節，威尼斯對那些雲山霧罩根本看不懂的藝術片青睞有加，戛納包容性比較強，把商業和藝術性結合的很完美，柏林電影節的關鍵詞是政治。而電影節高層從不避諱它誕生初期的冷戰色彩，烏爾裏希?格雷戈爾從1960年代開始就在柏林電影節組委會工作，當時的德國已經分裂為東西兩個陣營。他更是直言：“電影節確實是冷戰的產物，當初創辦的目的非常明確，口號幹脆就是‘自由世界的櫥窗’。”
政治是柏林電影節誕生的大背景，而即便在冷戰最緊張的年代，也沒有任何政治勢力直接幹預過電影節的選片和評獎。
柏林電影節的評審機製強調尊重評委的個人意誌，評委幾乎都是資深電影人，會從電影藝術而非政治話題出發看待一部作品。評委每年都會有所更換，即便有個別評委從政治出發，而非藝術地評判作品，也不可能左右整個電影節。
在這裏，曾經造就了張一謀、李案、賈章客、王曉帥、廖帆等等。
1988年，張一謀導演的《紅高粱》摘取金熊獎，這也是中國電影第一次在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但在國內，卻引發了一場爭論。部分觀眾認為它“靠醜化中國老百姓，博得了西方人的賞識”。
由此，隻要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獎，“西方目光以獵奇心態看待中國”的觀點就會被重提一次。但《中央車站》不是，哪怕最黑暗的人口買賣，也沒有直接提出，而是隱晦順帶點名。滿滿的都是希望，都是尋真，都是陽光。
在美國耽誤了一些時間，抵達柏林的時候，身邊少了白小雅多了羅克敵和一個華人律師。
《中央車站》在美國電影節上斬獲大獎的新聞，也隨著白小雅回國，開始大範圍的報道。
這並非消息渠道狹窄的九零年代，其實國內媒體早得到消息，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在美國聖丹斯電影節上拿大獎。立刻打電話給某局，詢問是否過審的片子。一聽審過了，好，沒問題，那還不使勁的報道。隻是苦於沒有詳細資料，報道也多在聖丹斯電影節的背景上。
白小雅回國後，一打打的照片、視頻、資料紛紛往各大媒體送去。這次都不用塞錢了，你不報到，有的是人來報道。
這年頭，影視公司還沒有形成自己送宣發稿的習慣。甚至連采訪、發布會什麼的，都是在摸索著前進。山與海的新聞公關行為，完全是開心前世的所見，站在不同的高度上炒作話題，哪有炒不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