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子：你認為這整整一代人的犧牲值得嗎？
莫言：我想不選擇這條路的話，肯定沒有今天中國經濟繁榮發展的局麵。如果放開生，現在中國起碼多出5億人口。假如中國有18億人，那就業、福利等等問題都難以保障，國民生產總值多攤給5億人，結果就是大家都貧困。比如現在我們3口人住150平米的房子，不控製的話可能就是6口人住80平米。但換取經濟發展和國力強盛的代價非常沉重，到底是哪方麵更劃算，我現在無法做判斷。
每一部作品都出於社會責任感
靈子：《蛙》雖然沒有采取以前魔幻色彩和狂歡筆法的風格，但仍然保持對社會熱點問題的關注，這一點上與以前的作品一脈相承。比如上一部《生死疲勞》，寫的也是中國的焦點問題：土地。
莫言：《生死疲勞》回顧了60年來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也表達了我對土地的擔憂：當下農民跟土地的背離。我塑造了“藍臉”這樣一個堅守自己的主見的人物，他敢於以個人的微薄之力跟社會的千百萬人對抗，而曆史證明他是正確的。我是在借此反思土地改革的政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社會是在循環的，過去的事情轉了一圈又回來了，什麼都沒改變。唯一決定農業發展與否的就是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什麼時候農民跟土地關係密切，感覺到土地是自己的財產，農業就會發展；如果感覺土地與我無關，農民不愛土地，農業肯定發展不起來。
很多人批評我們中國作家沒有社會責任感，沒有擔當，這是很不負責任的說法。起碼我幾十年來的寫作，每一部作品都帶著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每一部作品都是通過人物形象來關注和表現了社會上比較大的問題。
靈子：那麼《檀香刑》呢？寫的是義和團時期劊子手的故事，實際是對現實的反思？
莫言：《檀香刑》的靈感一方麵來自魯迅，我想沿著他的方向繼續往下發展。我們知道魯迅對看客文化的批評，中國人曆來是把殺人當做戲來看的。但我想僅僅有罪犯和看客，這個戲並不成立，還應該有一個劊子手，三方構成一台戲。我想把劊子手這個階層表現一下，這樣一個職業，人們既恨又怕又瞧不起他們。小說裏劊子手最後說，不是我們殺人，我們殺人的時候帶麵具了，我們不過是國家機器的實現者，是皇上的一隻手。
另一個靈感是，我們家旁邊的鄉裏有一個在東北盤錦公安局工作過的人，他當年參與過審判“張誌新案件”。張誌新被槍斃之前，先被切斷了喉管，怕她喊出什麼不得當的話來。
所以我想，發明這些酷刑的獄卒晚年會怎麼想？他們會不會懺悔？我就問了我那個老鄉，他說這個與我們無關啊，我們不做別人也要做，他們就是這麼考慮的。基於這兩個靈感，我寫了這部小說，看起來是寫曆史，實際上是現代的。
靈子：《檀香刑》裏的“劊子手”與《蛙》裏的“姑姑”有相似之處，都是人們又怕又恨的職業，都是在國家機器的名義下扼殺生命。為什麼你對這類人群的內心和懺悔感興趣？
莫言：如果曆史把我們放到某個位置上，我們都是劊子手，我們都是罪犯，我們也都是看客。我們在“文革”期間都做過看客，縣裏要槍斃人我們都去看，有人遊街示眾我們也看得津津有味。如果“文革”期間我當兵之後分派我到公安局裏去，我不是也要那麼做嗎？所以這些小說看起來是寫劊子手寫看客，實際上是在寫我們自己，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人心裏都隱藏了很多獸性的陰暗麵的東西。
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這個東西是被道德和法律壓製著的，但在一個野蠻的、不正常的社會裏，它會得到自由釋放。人的惡一旦得到釋放，那比野獸殘酷多了。動物無非是生存競爭嘛，我把你咬死就算了，但人不一樣，人可以發明千奇百怪的折磨自己同胞的刑罰，這種“天才的創造性”超過了其他所有的生物。
寫《檀香刑》時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有一個文明法律的社會多麼的重要。我們經曆過“文革”、經曆過戰爭，這都是不正常的環境，有很多殘酷的事件發生。戰爭會喚起人們的獸性，你如果上了戰場拿槍手抖，那你是懦夫；你如果上了戰場冷靜機智、殺人如麻，你就是英雄，我們要給你戴上勳章，用鮮花美酒來歡迎你。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所以今天我們來看曆史，大的曆史脈絡很清晰，但小的曆史一團模糊。
（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憂鬱的常識》編著：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