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微光：社會記憶中的個體記憶
新時期文學研究(八）
作者：周永康 李甜甜
摘 要：記憶作為一個建構過程，在哈布瓦赫宏大的“集體記憶”研究範式下，個體化的記憶相對於強勢的“集體記憶”一直處於較為弱勢的地位。但是，記憶作為一個有著多元化主體的構成，分散的、被遺忘的、不可言說的“個體記憶”也有其社會深意。“記憶的微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宏大的曆史話語進行補充和修正，“微光”在文本作品中的流露也從微觀角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剖析個人命運和社會運行的新途徑，借此可以更深入地體會平凡人的曆史。
關鍵詞：個體記憶 記憶的微光 《我與父輩》
一、問題的提出
塗爾幹在對比個體表現和集體表現時將記憶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現象，而不是純粹的生物事實，這種心智活動不同於現存的物質規律且獨立於物質基質而存在。{1}塗爾幹的學生哈布瓦赫明確提出了“集體記憶”這一概念，指出記憶發生在社會中並且經由個體所屬的外在群體喚起，這種基於當下對過去意象的重新建構就構成了集體記憶；哈布瓦赫進一步指出“盡管集體記憶是在一個由人們構成的聚合體中存續著，並且從其基礎中汲取力量，但也隻是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才進行記憶”{2}。正是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之間這種不可割裂的聯係使得個體記憶能夠對集體記憶進行補充和修正，兩者呈現出一種“重建”和“互構”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個體與群體基於某些共享的記憶產生了最初的認同和歸屬，但當個體將自身完全置於某個群體時，群體中預先存在的、較為主流的記憶會對個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以至於產生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個體摒棄部分原初記憶接受主流的集體記憶以實現群體認同，共享的記憶抹掉了個體化的差別，正如芬特斯（Fentress，1992）和威克漢姆（Wickham，1992）所擔憂的“使個人成為一種機器人，被動地遵守植入其內部的集體願望”{3}；另一個是個體修正群體中與之不相容的集體記憶以達到與自身記憶的一致。這個博弈的過程的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也應看到最終無論哪一方的記憶占據主導都會有意無意地掩蓋某些個體性的記憶，強勢掩蓋弱者、有聲取代無聲，這正是“權力等級”{4}主導下的社會記憶最容易忽視的“真實”，這些微小的、在一定曆史時期被宏大話語掩蓋的個體記憶往往有著完善、修正主流意識乃至社會曆史的功能。
正如劉亞秋所言，哈布瓦赫忽視了個體記憶的主體性、靈動性及其對集體記憶的反叛性，認為是時候對“集體記憶”這一主導的研究範式進行反思了。在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的縫隙之間，“記憶的微光”正是“那些不依存於權力而展現的姿態，在權力範式下不可見的部分，而在非權力範式下，其可能展現出另一種記憶形態”{5}。社會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也使得記憶的“發聲”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趨勢。從沉默中解救曆史和文化已經成為一種現實趨勢，自傳作者的個人史、口述史“讓那些即便留有蹤跡，但原本一直保持緘默的對象說話”。從個人記憶中發掘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成為認識曆史的新途徑，“我們把當事人的行為歸位到他們的生活史中；再把他們的行為歸位到他們所屬的那個社會場景下的曆史中”。這種相互對照的研究視角在廣闊的社會現實裏勾勒出一個個不同於社會預設的生活場景，個人的、獨特的記憶存在打破了集體記憶主導的同一化。
與此同時，“用文學書寫的形態抵抗曆史的黑洞”，使“純粹的私人記憶或者宏大的公共記憶”都得以融入人類生活，個體記憶所描繪的文學畫麵背負起“一種充滿責任感和道德意識的曆史承擔精神”{6}。文學是一種表達，我們並不否認文學作品因表達需要所采取的藝術手法的虛幻。也許有人會對經由作者藝術修飾的文字的真實性產生疑問，在虛幻的修飾下，文學之於記憶微光的意義何在？這裏的真實是作者情感的真實、表達的真實。“文學，不應該隻追求人們看到的真實，還應該追求因為看不到就誤以為不存在的真實，誤以為虛假的真實。”{7}在宏大敘事的背景下，“許多家庭經曆過的悲歡離合，許多個人經曆過的難以想象的痛苦，都將永遠被此遮蓋”{8}，要打破這種宏大敘事的壟斷必然要關注個體化的私人敘事，關注曆史時空下的個人境遇，體會兩者之間的聯係和差別。在文學領域內，“記憶微光”多體現為一段往事、一個場景、一個物件乃至一種思緒，“是一種人的心靈借助於生存物象所演繹出來的個性意象”{9}。如普魯斯特在《追憶水年華》中對“小瑪德萊娜”茶點的回味，勾起的是一種對往昔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追憶。
文學的意義總是與社會的意義相伴，文本的書寫最終會傳達出一種無形的聲音。國家記憶的真實是以隱秘的方式對曆史進行闡釋，集體記憶則在不斷地消解和重構中得以還原和再現，個人化的記憶很多時候隻是街頭巷尾的人們消遣的談資。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新時期”以前的主流敘事行為是一種自覺的且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所規範的象征行為{10}，“三紅一創，青山保林”是20世紀後半葉最具代表性的中國文學範式，這時的文學從不缺少英雄凱歌。在今天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下，遠離了意識形態束縛的文學有了多元化的言說主體，當文學遭遇記憶，尤其當私人化的記憶以文本的形態呈現時，“記憶的微光”又會以何種形態言說曆史和變革呢？由此，我們不妨從生動的文本描繪中去仔細品味這種在現實社會中極易被忽略的價值訴求和人文精神。正是社會學的想象力啟發我們“將私人生活中的個人困擾與社會變遷和曆史製度建立關聯”，從而增進對整個社會的認識和解讀。
閻連科是一位對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進行書寫的作家，對他個人的寫作而言，生活無所謂真實與虛假，凡來自於內心的，即是真的。《我與父輩》這部文學作品是閻連科對其父輩兄弟的回憶，是對鄉土生活中個人遭遇的點滴重現。按照閻連科的初衷來講，這本書就是對以往寫作中他們“缺場”的彌補，對父輩們人生和命運的記錄，對自己內心這份愧疚和不安的平複。“一個背負起曆史重任與反思責任的作家，一部展現出沉重的曆史背景中個體生命的彷徨、困頓、掙紮或者說以肉身背負起其全部記憶的作品，將必然具備曆史蒼茫醇厚的韻味與人性深邃豐滿的內質。”而這，正是本文選取《我與父輩》進行文本分析的關鍵所在。
二、“記憶微光”的文本分析
“中國社會的運作原理、文化特征或人生的真諦等往往都隱藏在故事當中，而每個人的人生閱曆和認識程度不同，獲得的答案和理解也不相同。”{11}閻連科是從河南農村走出來的軍人，也是從軍人中走出來的作家，他的生活經曆為其寫作奠定了樸實的基調。《我與父輩》作為閻連科本人基於對家族親人的回憶所寫的文學作品，本身就包含了個體對特定時間長度內的社會的不同理解和認知。這種認知和理解是一個身在農村之外但心永遠離不開農村的人的思考，是在現代化的城市中生活卻依舊向往鄉土家園的遊子的思考，是對千千萬萬農民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的寫照。這樣的個體記憶在宏大的曆史背景下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去探究不同於集體記憶的微觀視角，“記憶的微光”流露出的個體的、非強勢的、難以訴說的部分能夠更加真實地還原和再現那些不為人知的場景。
（一）課桌上的“中軸線”——城鄉差別
“這是6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必須由60年代起源一樣，似乎我的覺醒，比如自尊，比如對男女與城鄉的理解，還有對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於此時。”{12}這是閻連科對於兒時記憶的概述，這記憶之門經由小學的同桌開啟，那是一個“穿著整潔，皮膚嫩白，人胖得完全如一個洋娃娃”的城裏女孩，更具有深意的是“她用鉛筆在課桌的中間，為我倆畫下了一條性別的楚河漢界”。
“她學習很好，每周測驗考試，都是九十幾分，這不僅證明了我和她學習上的差距，也還證明著一種久遠的存在，即與史而存的城鄉差別；證明著她在課桌上畫的那條中軸鉛線，不僅合法，而且合理，不僅合理，而且蘊涵深意。”這條課桌上的“鉛線”乍一看是對孩童時期學校生活的回憶，細細品味後卻讓我們看到了閻連科小時候對城鄉差別的認識，座位上的中軸線衍生出來的不僅僅是小孩子心中那種性別的劃分，更是一條別有其他意義的“城鄉界限”。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處於建國後大力發展計劃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農村為城市重工業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供給和支持。1958年，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這套戶籍製度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人口的自由流動和轉移，總體性社會下的農村社會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較好的改善，“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差別呈先縮小後擴大的態勢”{13}。
“為了暗趕那洋娃娃的學習，縮短我和她的城鄉差
距……”“在期中考試時，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語文、算術平均九十四分，全班第一。而我，均為九十三分，名列第二。相比我的同桌，隻還有一分之差。僅就一分之差。”這種試圖超越的心理成為閻連科學習的動力，城鄉二元結構的對立和城鄉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本是時代的烙印，是社會大背景下由於體製原因造成的，但在閻連科的個體記憶中卻將這個“重任”背負在自己年幼的肩膀上，試圖通過學習、通過考試去超越、去打破這一時代的禁錮。
“我以為，在學習上超越於她，成為班裏第一或年級第一，其實如同抬頭向東，指日可待。”然而，閻連科嚐試“超越”這種差距的結果卻是戲劇性的。
“終於，老師來了。他款步站在土坯壘砌的那個講台上，莊嚴地看了同學們，看了講台下那一片緊張與興奮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一笑，說今年考試，不再進行試卷做題了。”取而代之的升級方式是“每個同學都到台上來，背幾條毛主席語錄。凡能背下五條者，就可以由二年級升至三年級”。“二升三時，隻需要背誦五條毛主席的語錄……期間為了革命和全國的停課鬧革命，還有兩年沒有升級。”正常的學校教育和考核方式受
到了特定時期政治運動的幹預，對於天真的孩子而言，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卻在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那種憑借自己的努力超越同桌、超越“城鄉差別”的嚐試化為泡影。閻連科在文中這樣寫道：“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雖然微小，卻是那年代中怪異濃烈的一股氣味，永永遠遠地鑄成堅硬的遺憾，在我的人生中彌彌漫漫，根深而蒂固。”何嚐不是這樣呢，那一代的孩子，在滿心期待之後收獲的是失望，在本該打基礎學知識的年齡沒能專注於學業，在今日回憶起沒有任何外在學習壓力的年少時光，閻連科擁有的是“某種快樂和某種幸福的心酸”。他所記憶的“幸運”是鄉村少有的幾個市民戶口的漂亮女孩，她們的存在時刻提醒著自己鄉村和城鎮之間的貧富貴賤，想著隻有逃離土地才有希望縮短城鄉兩類人的人生差距。在那個記憶中“親眼目睹著父母們的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饑餓”的年代，農民生活改善的速度遠遠低於城市居民，這種現實讓閻連科企盼唯有走出農村、逃離土地的束縛才能改變自身的命運。改變“城鄉差距”的重負早已是他個人無法企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