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五卅運動激起了國人愛用國貨的熱忱，亞浦耳亦銷量驟增。
多方應對
1927年，亞浦耳廠在倍開爾路（現惠民路）北麵荒地建築新廠房，當時兩旁多為菜田，胡西園“向洋鬼子花了一筆錢”，租界工部局在新廠門前開出一條遼陽路來。隻是這電燈廠前的馬路卻常年沒有路燈，一到晚上黑影幢幢，成為當地流氓混跡之所，亞浦耳不得不再次行賄，始讓遼陽路裝好路燈。
對於工業家來說，“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是其所願，然而為了免去小流氓對工廠和員工的滋擾，滬上不少業者選擇與“大流氓”定交，譬如榮宗敬與黃金榮交好，劉鴻生與杜月笙拜把。彼時胡西園已從一位工科畢業生摸爬滾打成知名工業家，幫助顧竹軒擺平天蟾舞台與國民黨官員的糾紛更證明了他的能力。很快，寧波同鄉虞洽卿受托於顧竹軒，前來勸說胡與顧拜把換帖，對於這般規則，“違之當然不詳，承允亦非所願”，想到終究能為亞浦耳的經營減少很多麻煩，胡西園便應允下來。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胡西園說出了自己的無奈，“我平生致力於電燈泡工業，其餘都不是我的誌願。”
與美國奇異廠的競爭是亞浦耳更嚴峻的考驗。早在1894年，鄭觀應就以《盛世危言》提出“兵戰之外的商戰”，成為“中國鼓吹商戰第一人”，然而要等到十幾年後，中國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才開始有規模地崛起，並在幾乎所有民生領域與國外公司展開競爭。
在胡西園的敘述中，一次典型的中外交鋒過程如下：
“首先奇異廠俞某向我遊說，要重價收買亞浦耳的商標，不成；後來又要我廠與他們簽訂限額生產、分區銷售的產銷協定，也沒有遂願。於是美國奇異廠惱羞成怒，把上海生產的燈泡銅頭，全部包買下來，企圖使我廠有燈無頭，無法銷售。我廠在這種情況下，短期內減少部分生產，暫時收用一批舊銅頭，另托七浦路鑫泰機器廠用最迅速的方法，為我廠代製銅頭。
“美國奇異廠唆使它的附屬廠‘天開祥’老板，帶了中外流氓包探到鑫泰廠去嚇唬，聲稱製造銅頭是‘天開祥’的專利，未經‘天開祥’授權，任何工廠不得製造此項銅頭，否則要賠償一切損失。我廠代鑫泰廠請律師登報駁斥，群眾輿論的指責使美國奇異廠的陰謀未能得逞。”
更加動人心魄的商戰出現在1935年，以今天的流行語概述之，那幾乎是一次“山寨行動”的勝利。
是年，奇異廠策劃良久，生產出一種新牌電燈泡，商標叫“日光牌（SunLight）”，每隻售價僅銀元一角，放款期長達6個月，當時上海電燈泡批發價為每隻二角有餘。據胡西園探知，奇異廠積存的日光牌燈泡有35萬隻之多，預備出其不意向中國市場拋售，以扭轉自己在價格戰上的不利地位。
1935年12月中旬，奇異廠向各大商埠進發，預計聖誕節前將日光牌燈泡與電料行簽訂合同，塞足各地市場。亞浦耳等國內同業則敏銳地抓住了奇異廠未將日光牌向中國商標局注冊，於12月23日在中國各大城市重要報刊大幅登載廣告：出售日光牌SunLight電燈泡，每隻銀元5分——事實上，亞浦耳所謂更便宜的日光牌，是在同業公會的協調下，由各廠家抽成捐獻出來的“山寨版”，貼上了SunLight的標簽而已——但這已足夠在市場上造成疑懼，令各地銷售商對這糾紛複雜的日光牌電燈泡不敢進貨，最終結果是，奇異廠吃了一個啞巴虧。
企業聯合
燈泡廠同業公會由胡西園組織，組織方法采用“銷售聯合”，這是當時最多見的企業聯合方式，各企業產品集中到統一商業機構，統一進行廣告宣傳活動，從而有機會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