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當時普遍的漢族士人那樣，我從親身經曆中對戰亂帶來的巨大破壞極為痛心。在蒙古人占領中原後，雖然使“金源以來紀綱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但我並不認為事已無可挽回，我相信“天之所以興不在於地而在於人，不在於人而在於道，在於必行力為之其次，我清醒地意識到，蒙古作為當時寰宇之內最強大的力量君臨中原是無可挽回的必須麵對的現實。但我堅信蒙古人是可以像北魏、遼、金那樣“附會漢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統治者隻要“能用士”、“能行中國之道”便可以為“中國之主”。但當時蒙古統治者“憑鋒恃銳”，“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計弗逮”，對生民百姓盤剝無度、竭澤而漁，致使中原漢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極。因此以“羽翼斯文”為終身使命的我期望能，夏變夷，以儒家的安邦經國之道去影響較為開明的蒙古統治者，並且借他們之力“挽回元氣，春我諸華”，逐步使亂世走向治世。而忽必烈這是這樣一個開明的藩王，我把自己挽回元氣，春我中華的願望寄托在來忽必烈身上，我希望通過我的言傳身教影響他，改造他，最總讓他“漢化”而事實上，我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忽必烈的改造成功是我們眾多漢族儒生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
1252年，“好儒術、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統領漢地，開府伊始就著手羅致延攬人才。在忽必烈府中幕僚的推薦下，忽必烈便於1255年秋遣使召見我，但第一次我並未應召，而是草擬了一道名為《河東罪言》的奏議托使者帶回。在此奏議中，我以其故鄉河東平陽府為例，陳述了漢地因蒙古貴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係”、“殊求無藝”而失於治理的嚴重狀況。提出了“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等項應行改革的對策我的用意在於喚起忽必烈對下情的重視，同時也想試探忽必烈有無從善舉賢的誠意。
初召不至，時隔兩月，忽必烈二度遣使征召見我。這讓深為感激藩王的知遇之情，感到自己的才識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猶豫，毅然整裝就道，於1256年春上見忽必烈於漠南金蓮川。
會麵後，忽必烈向我“谘詢經國安民之道”。我首先以曆代聖王賢君“仁民愛物”之義贏得了忽必烈的賞識和器重。繼而又“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力勸忽必烈從長治久安著眼，“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製”，“正紀綱，立法度”，“藻飾王化”，“文致太平”，創“萬世規模”。當忽必烈問及當務之急，我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無不一一切中時弊。對此，忽必烈很是認同。但那忽必烈尚未掌握國柄，且礙於對漢法未能即行采納我的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