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貨幣經濟這塊險灘上，“闖過去了，便是近代化，闖不過去，就要翻船。”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改革，中國的王權主義，雖然走了一條貨幣經濟的不歸路，但走到本幣製，都戛然而止。“南宋和晚明，離近代化還很遠，南宋錢荒，晚明銀荒，都是王權在貨幣經濟的險灘上翻了船。”王權總是這樣以末幣來驅逐本幣。
能把經濟這麼枯燥的東西說得如此明曉易懂，通俗耐讀，著實不易。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劉剛早年有下海經商的經曆，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對經濟有著一般曆史學者所不具備的親身實踐和深刻了解，因此在對中國近代財與兵的解讀中，融入中西方政治和經濟的元素，使得他們的研究工作更加豐潤和飽滿。
中國近代商人的困境與出路
中國商人要想在專製體製下做大做強，必要尋求與官方合作，成為官商合體。中國官商，如果追根溯源，從《周禮》中可以看到“工商食官”，基本給中國商人定性了。在權力支配下，中國商人隻有一條路可走：一定要與權力結合，不然的話，所有的貨幣都不安全。
晚清有兩個重要的官商，一個是跟湘係左宗棠關係密切的胡雪岩，一個是跟淮係李鴻章密切的盛宣懷。他們都是走官商之路，但結局卻是天壤之別。胡雪岩幫助左宗棠收複新疆籌措軍餉，借英國人的錢來打俄國人，以夷製夷，取得勝利，但卻成為左宗棠與李鴻章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被逼破產，晚景淒涼。而盛宣懷作為官辦商人，在郵傳部大臣任內宣布“鐵路幹線國有”命令，成為爆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成為辛亥革命的打擊對象，卻可安然逃過此劫，並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被孫中山招募，幫著政府搞貸款，孫還表態說“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從公司的股權結構看，胡雪岩公司的股權結構是民營的，不管他怎麼跟官府合作，他都是一個民營企業家。而一旦出了問題，所有當官的都會把他拋棄。而盛宣懷的企業產權結構比較複雜，作者名其為“首長所有製”。這種新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首長”，“首先得是朝廷任命的督撫之類的地方長官，但這還不夠，首長還得自練新軍，自辦工廠，還得兼軍隊統帥和企業老板於一身。總之，首長以軍隊為核心，以兵工廠為半徑，來畫國防的圓；以國防為紐帶，來帶動國民經濟，使軍權與產權合一，政治和經濟一體。”這種複合體，“類似亞政權的利益集團，體內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公私合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商助官辦，產權形式多樣化”。這樣的利益捆綁，甚至和國民經濟、國家利益都綁在一起，想倒下也難。
本書中作者特別拿出一章“官商的後路”，以19世紀前半期中國首富伍秉鑒為例，來探討19世紀中國商人的國際化生存。作為“十三行”的首席，伍秉鑒被林則徐打壓，他被迫出資造船、製炮，還捐了一艘軍艦，林則徐還不放過他。不過，他給子孫留了後路，“伍氏晚年，通過旗昌洋行在美國投資，投資項目涉及鐵路、礦山、證券，頗有收益”。對此，作者李冬君評論道：“作為那時中國的首富，他的結局是家產都移到海外去。最後的命運隻能如此。”
通覽全書，作者對魏源、林則徐和孫中山的解讀，許多的觀點讓人耳目一新。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此書看作是作者對中國近代性的通俗化解讀，因為裏麵隱藏著一個有責任的曆史寫作者對於當下現實的關切。
（摘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