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組數字解決了筆者先前的疑問：如果收入隻有1000元左右，在工業發達地區普遍缺乏勞動力的時代，為什麼貴陽還有為數甚巨的“背篼”？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農民工、產業工人的月收入已經達到四五千元。
因為，打工或者做“背篼”，收入已無差別。
黃忠曾經在廣州塑膠廠工作過，月薪4000元左右，後來在潮陽印過冥幣，工資大體相當；小勇見過的世麵更大，長三角、珠三角大部分有名的城市都工作過，工資也不低……這些人中，絕大部分曾有在工業發達地區打工的經曆。
差別不大的收入，解釋了“為什麼當‘背篼’”，但不能解釋“為什麼不願打工”。筆者繼續追問。
小勇說，貴陽的空氣很好啊，你看看，經常是藍天白雲，不像北京、廣東，灰蒙蒙的。
黃忠說，貴陽夏天涼快，不像廣東，熱得睡不著。
……
這群人當中，很少有人不想繼續當“背篼”。
惠水人王友良是其中的特例，他在農業銀行門口睡了十幾年，總也無法坦然麵對來往行人的異樣眼光，他就想有所改變。
“我就一邊幹活一邊觀察，人家城裏人都是怎麼掙錢的呢？”他頭發稀疏，前額上有兩個經年不消的腫塊，像是頭上長了角，“要文化的活兒我學不來，我就看那些開摩托車搭客的，一上車就是10塊錢，那時候我幫人搬東西，一次最多隻有2塊錢。”
他由此知道，如果有一輛摩托車，幹一次活最少能比做“背篼”的報酬多4倍。所以他不斷存錢，想買一輛摩托車。後來貴陽禁止摩托車行駛，他隻能買電動車。電動車跑幾十公裏就沒電，所以他一下子買了兩輛。“一輛就要4850塊。”
兩輛車交替，能保一天夠用，王友良一個月能賺到五六千元，他心滿意足。
不過，做出租電動車司機和“背篼”一樣，和這個城市裏“正經的市民”幾乎沒有交集，都是按件取酬，所以他沒有別的朋友，不工作的時候，還是回到銀行門口，和“背篼”們在一起。
王友良在自我認同上顯然已經高於“背篼”了，但黃忠對此很不屑，他說，他開電動車也沒什麼好，一不小心撞上別人，或者自己摔了，就倒了血黴了，我們也不想幹。
和王友良一樣擺脫了“背篼”身份的還有老劉。他跟師傅學會了貼瓷磚，一個月能掙1萬多元，頭發理得整整齊齊，上身穿一件褐色的休閑西裝，手腕上戴著一隻50元的“勞力士”，除了手上貼瓷磚留下的洗不去的黑膠，身上其他地方都幹幹淨淨。
他也沒有多少朋友，所以沒事的時候，還是回到銀行門口，跟老兄弟們一起玩。
存在與分布
在貴陽社會的話語體係裏，“背篼”往往含有貶義，比如很便宜的香煙稱為“背篼煙”，很差的飯食稱為“背篼餐”，所以，“背篼”群體中對背篼一詞都有相當程度的抵觸，他們稱呼自己的職業，都叫作“打零工”。
“零”的意思是沒有組織性。他們的工作很隨意，農忙的時候在家幹活，農閑的時候出來打零工；心情好的時候坐在街邊承接體力活，心情不好就在“據點”裏倒頭大睡。不受任何人管轄，不聽任何人指揮，每天自由自在。
韋飛飛說，這是自己選擇當“背篼”的最重要的原因。盡管大多數人小學都沒有讀完，相當一部分還是文盲，但這些人對寧靜與自由卻似乎看得很重。“不偷不搶”構建了他們心靈寧靜的基礎，不受管束則滿足了他們對自由狀態的追求，而這兩者，則一同完成了他們對職業的自尊。
現在在貴陽城裏，零工的集中地已經很少，大部分都以十幾二十人的規模，分散在城市各個角落。
分布的規則有兩個。
一是容量的科學性，即一個區域內的人數合理性，人數太多生意就很難輪到自己頭上。銀行門口這20餘人，雖說親如一家，但一旦有雇主到來的時候，還是存在激烈的競爭。筆者曾看到，在雇主一招手的瞬間，正在打牌的“背篼”們快速將紙牌一丟，單手一撐，整個人飛下3級台階。誰第一個衝到雇主麵前，就成為合法的被雇傭者，其他人就悻悻而退。
因為人太多，其中一部分人白天會離開，到附近找個地方打牌，等客。
一天晚上，銀行門口的“據點”裏多了一個人——來自黃果樹石頭寨的50歲的布依族漢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緒高漲地喝酒、聊天，但沒有人理會老伍，他一個人躲在兩個綠化池的縫隙裏喝著一瓶小二鍋頭，筆者跟他說話，給他煙抽，他顯得很激動。“兄弟，你以後來黃果樹旅遊，我幫你弄門票，不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