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靈感女孩》 “東方主義” 反思
摘 要： 《靈感女孩》中看似迷信無知的中國姐姐鄺，實為敢於反抗主流話語的勇者和精神導師般的智慧女性。這巫婆似的人物形象，是作者挑戰美國主流文化機製，超越“東方主義”話語係統的語言鐵幕；作者更表達了超越二元對立、倡導多元共存的願望。
美籍華裔作家譚恩美的《靈感女孩》情節及背景的鮮明對比：中國的過去對美國的現在，陰間對陽世，野蠻對文明，邊沿化對中心意識等。對中國姐姐鄺的超常能力、鬼語言說、輪回轉世等充滿異域風情的中國故事，批評家多認為作者為滿足西方讀者的閱讀期待，塑造出迷信野蠻，無知落後的中國姐姐鄺，強化了“東方主義”視野中東方人“他者”地位，迎合了美國主流意識對中國的印象，體現了作者的“東方主義”情結。｛1｝然而我們不得不看到：成長於美國的華裔作家，譚恩美這一代對中國的了解主要來自對中國文化傳統執有偏見甚至是敵視的美國大眾媒體。林澗在《語言的鐵幕》中指出，在“東方主義”話語係統這道“語言的鐵幕”下，選擇在美國環境下寫作中國及中國傳統文化實際是對美國“東方主義”的一次“死亡擁抱”，華裔作家不得不運用她們文筆的巨大神力來抬起這道“語言的鐵幕”｛2｝。因此，書寫中國故事的美國華裔作家麵臨心理的兩難與寫作的困境，他們不得不遵守寫作的禁忌——勿言中國；要言中國，不得不穿透“語言的鐵幕”。《靈感女孩》從東西兩姐妹關係的角度再現了中美文化碰撞、交流與融合的過程。該作品有意義深刻和人性化的結尾：中國姐姐鄺與妹妹奧利維亞從分離到共鳴的親情回歸； 奧利維亞與丈夫西蒙從危機到生機的情愛回歸；東方與西方由衝突到多元的文化回歸。三者共同組構為表現主題的敘述結構：中國與美國雖然存在遙遠的空間，前世與今生雖然相隔一百多年，東方與西方的文化傳統也存在巨大的差異，但隻要每一個人心中充滿著愛、加深相互理解、恢複感性與激情，我們的愛情、生命與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就可以回歸到一個生機勃勃的境界。｛3｝這樣的結尾使得我們思考是否應把譚恩美和一些西方作家同樣看作是“東方主義”者。通過分析迷信野蠻、巫婆似的人物鄺，本文意在闡明：這似乎不正常的人物是挑戰美國主流文化機製，顛覆刻板的中國人形象，超越“東方主義”話語係統的語言鐵幕。鄺不僅被賦予反叛的聲音、無畏的勇氣，來保存東方異質；而且東方姐姐鄺作為西方妹妹奧利維亞精神向導，引導她認識到自己的文化之根，找回分裂的自己。這實際顛覆了“東方主義”視野中的西方人作為引導者，東方人作為被引導者的地位。
一、反抗主流話語，保留東方異質
較之譚恩美小說中其他中國女性，鄺被塑造為更勇敢，更反叛。她公然為“他者”的權利而奮戰，她努力發出邊緣化“他者”的聲音，要求相互認可與尊重。
在“東方主義”視野中，中國是落後而沉默的，無力言說自我的，西方對東方的假定認識為，“沉默是順從與臣服的同義詞，而語言聲音則同於真理和力量”｛4｝。因此打破沉默是作者顛覆沉默無語的中國人刻板形象的首要任務。在《靈感女孩》中，作為邊沿化的“他者”，中國姐姐鄺發出她清晰的，異質的，反叛的聲音言說女性經曆，反抗西方主流話語權。盡管鄺講述的她與奧利維亞的前世今生，鬼魂轉世故事，被冠以“巫婆式的中國人形象”｛5｝，但鄺正是利用能夠與鬼魂通靈等超自然能力，用其雄辯有力的特殊的話語武器，發出被邊沿化的“他者”的聲音，來刺穿美國“東方主義”這“語言的鐵幕”。代表著西方文化的奧利維亞談及鄺對她的影響時說，“鄺把中文傳染給了我。……她把她的中國奧秘擠壓進了我的大腦，改變了我對世界的思維方式”｛11｝。最終她不得不承認，她對於中國文化最初的排斥與反感就在鄺的“鬼故事”裏逐漸被瓦解。鄺用自己異質而反叛的聲音為武器，以講述過去神秘故事為策略，在美國強大的異質文化裏保留自己的中國民族性，並尋機顛覆主流話語。
在美國“東方主義”的鐵幕中，作為初到美國的移民，鄺遭歧視，被排斥。然而她勇敢地保留異質，拒絕同化，反對妥協。當小奧利維亞向她母親泄露鄺的“陰眼”秘密，“醫生們……把鄺的中國鬼魂診斷為嚴重的神經不正常，並給予她以電擊治療”｛11｝。當被迫接受電擊治療，她告訴奧利維亞，“當那些醫生和護士問我問題時，我對待他們就像對待美國鬼魂一樣——我看不到他們，聽不到他們，也不和他們說話。不久他們就會知道他們無法改變我……”｛11｝鄺借此保留在異鄉作為“他者”的異質，實質為瓦解霸權文化全麵封閉的局麵。在以自我為中心的西方霸權文化裏，鄺作為“他者”的特殊性並沒有被減少，被掠奪。當醫生接二連三地用電擊治療，鄺接著吐露：“所有那些電玩意兒鬆弛了我的舌頭，所以我再也無法保持像一條魚那樣沉默了。我變成了一隻鄉下的鴨子，嘎嘎嘎地叫喊著，為陰間世界吹擂。”｛11｝堅定勇敢的鄺把美國醫生看作“美國鬼魂”，表明她的無懼無畏和蔑視。最初，小奧利維亞拒絕接受鄺的“陰眼”和“超自然能力”。她認為，“我不是像鄺一樣的中國人，在我看來，陰不是陽，陽不是陰”｛11｝。然而鄺這似瘋似狂威力無比的聲音，使她不得不思考鄺所謂的“神經不正常”：“誰將來說什麼是正常的呢？也許在另一個國家裏，鄺倒會被認為是平平常常的呢。”｛11｝長大後的奧利維亞逐漸走出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開始對主流話語的暴力有了更多沉思，她認識到，實際上正是西方霸權文化決定了何為正常，誰為正常，任何外來的類似“陰眼”的文化都會視為“不正常”。所謂“不正常”和“精神錯亂”正是被那些自詡為“正常”的人所掌控，定義和評判的。正因如此，奧利維亞抨擊西方霸權話語排外性與強權性，並最終接受了姐姐鄺看似古怪和陌生的“他者”性。當她“又一次在望著天空”，她感到“這天空……和我們在自己的一生中——共同和分別——看到的天空一模一樣”｛11｝。受到啟示的奧利維亞認識到她們兩姐妹間的同樣遺傳、曆史和不可割舍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