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思維批判》之批判
來稿摘登
作者：秦伯約
楚漁先生的大作《中國人的思維批判》自出版就受到極大關注，得到無數好評，甚至被稱作“當下中國人最需要讀懂的一本書”。筆者一向對反思國人，批判國民性的著作很感興趣，又得聞這本書“力求中學生都能看得懂”，因此就馬上找來拜讀，誰知，一讀之下，卻大失所望。
這本書名為《中國人的的思維批判》，書中也直言中國人抽象邏輯思維能力薄弱，思維模式“混亂而僵化”，遺憾的是缺乏邏輯性和概念模糊正是本書的兩大特點。
筆者作為一名中學生，識見淺陋，對於許多理論概念缺乏精確認識，然而此書第一章就出現了一個凡是接受過高中教育的人就不應該出現的概念錯誤：“如果以上說法是真理，那應該放之四海而皆準，如果有兩種結論或有一個意外，上述說法就不能成立。”這是楚漁先生駁論的核心，此後批判現有觀點，均據此而來。然而中學課本上明明白白寫著：真理都是具體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適用的條件和範圍。不知道楚漁先生的“真理”從何而來，並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除了對於“真理”定義的嚴重偏差，另一個在書中起到至關重要的詞“根本”，楚漁先生也並未正確認識。此書副標題為《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傳統的思維模式》，然而在其書後所附的訪談錄中，楚漁先生卻這樣說：“本書隻概定思維模式的落後決定了中國的落後，不涉及什麼決定思維模式”，這不啻於承認“思維模式”背後另有決定因素。既如此，又何來“根本原因”呢？那麼什麼是決定“思維模式”的根本原因呢？楚漁先生如是說：“你隻需要認真地思考我的主要觀點是不是對的；我如何表達我的觀點這是個人風格問題，不影響觀點本身是否正確。”先且不論這句話的態度如何，想要知道什麼決定思維模式也不困難，高中政治課本上明明白白地寫著：思維方式是人們在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中，在一定知識、觀念、情感和習慣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體現各種文化影響的思維方式，具有相對穩定性。
書中稱“西方封建社會中世紀的黑暗統治對思想的禁錮，比中國更為嚴酷，並且充滿血腥”，這點很值得推敲，難道對宗教信仰的嚴格控製可等同於對思想的禁錮？書中還提到“宗教裁判所”，並將其與中國梁武帝時期對宗教的寬容態度進行對比，且得出“思想禁錮比中國更為嚴酷”的結論，不僅令人啞然失笑，因為中國人對於宗教的隨意態度是世人皆知的（明恩溥著《中國人氣質》一書中對此做過較為詳細的介紹）。但是書中也提到了這一點“隻要不造反”，其實中國的統治者遠未寬容到這一步，難道“三武滅佛”時，佛教徒們造反了麼？可見中國對於宗教的要求是不妨礙統治，而一旦觸及這一底線，無論何種信仰何種教派，都難逃厄運。從這一角度將，封建中國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一個自由思想的天堂”。看一看中國古代的酷刑吧，楚漁先生的這一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呢？
說到日本，楚漁先生所言更是令人大惑不解。楚漁先生書中羅列了中日間種種相同之處，令人感到似乎中日在二十世紀以前並無本質上的“思維模式”之區別，如此，日本又如何“學到了西方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莫非即使是與中國最為相似，有著基本相同的初始文化的日本，也有著楚漁先生所謂的“先進的思維模式”麼？抑或正是明治維新後的政體所致呢？
楚漁先生為了表明他“呈現一些客觀曆史事實”的用意，苦心孤詣地找來這些國家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遺憾地是大都做了反例。其實現成的實例就擺在眼前，同根同源的台灣快速發展，位列“亞洲四小龍”之一，與楚漁先生在書中大力吹捧的韓國並駕齊驅。
當然，對於《易經》是否“科學”，中國畫是否有“意境”，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我就不再多說了。藝術本來就沒有定見，科學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意見，隻是楚漁先生的書中常識性的謬誤太多。